南明史
第二十一章 大西军的联明抗清
第一节孙可望请封秦王之纠葛
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进入云南，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经营云南是为了有个稳定的后方进行休整，积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马，同清军再决雌雄。
入滇两年，由于政策措施正确得当，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大西军对云南的统治日益稳定，实力已经大大增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吏治腐败和内部互相倾轧，导致抗清阵营的分崩离析，疆土越来越缩小。
大顺军余部从1645年隆武朝廷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联合抗清，以李过（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统率的“忠贞营”成了抗清的主力。
尽避南明统治集一团一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①，然而从朝廷以至督、抚重臣何腾蛟、瞿式耜②、章旷等人却出于阶级偏见处处排斥、刁难这支忠心耿耿奋力抗清的农民武装，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
他们视为嫡系的各种杂牌官军却只知祸国殃民，一旦形势危急就叛变投敌，甘心充当清廷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马前卒。
在这种情况下，抗清形势的不断恶化自然不可避免。
孙可望等原大西军领一导一人正是从全国大局着眼，决定领兵出滇，开赴抗清前线。
出兵以前，孙可望同杨畏知、沐天波商议时说道：“年来以云南一隅之地，兵一精一粮足，欲图大举，以复中原。”
①他认识到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以朱明王朝为旗帜可以获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于抗清事业。
另一方面，孙可望决定请求永历朝廷加封，也有借此挟制李定国、刘文秀的意图。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
许多史籍都记载，1648年孙可望借演武场升旗事件，把李定国按在地上打了一顿板子，以确立和提高自己在全军中的领导地位。
冯苏记：“可望饶机智，既据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一党一犹侪视之，李定国尤倔强，每事相阻忤。
明年戊子，可望与刘文秀等议，缚定国于演武场，声其罪，杖之百；既复相与抱持而哭，命定国取沙定洲以赎罪。
定国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无能与抗也。”
②这说明孙可望的领袖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
他为了名正言顺地节制定国和文秀，想通过永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于二人。
深悉其内幕的杨畏知说过：“请封，可望一人意也。
其意欲得封爵出刘文秀、李定国上，足以驾驭两雄，使受其节制耳。
李定国为人直朴无伪，初遣使请封时，定国不悦曰：‘我自为王，安所用请？’可望再三谕以封爵出自朝廷者为真，今皆假号也。
定国曰：‘若是，则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贼矣，勿反复也。
’”①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孙可望于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充当使者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
随身带了孙可望的一封书信，内容如下：
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一官污吏。
十年以来，未尝忘忠君一爱一国之心。
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
孤守滇南，恪遵先志。
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
乞敕重臣会观诏书谨封。
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②
杨畏知等于二月间从昆明出发③，四月初六日到达肇庆，呈上书信并进献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马四匹，以表善意。
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他管辖下的云南是抗清营垒中最稳定的地区。
从南明处境来看，正处在何腾蛟、姜瓖、金声桓、李成栋连续败亡，险象环生之时；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佳福音。
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一波。
廷臣会议时，赞成封孙可望为王的固不乏人，当政的一批人物却因种种私虑表示坚决反对，如依附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惟恐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西军参加永历朝廷将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异议。
开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说出“可望贼也，不可以封。
劾畏知为贼游说，请收之”①。
后来见朝臣中赞成封可望借以收大西军余部为己所用的人居多数，又变换策略，“金堡引祖制无异姓封王例，力争不可”②，甚至连续七次上疏，拚命反对③。
镇守贵一陽一和遵义一带的军阀皮熊、王祥也担心大西军出滇抗清，自己割据的地盘难保，上疏声称：“可望名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④大学士严起恒等也顽固地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⑤。
杨畏知以明朝旧臣、孙可望使者的双重身分陈明利害：“可望兵强，可藉为用，何惜一封号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树敌”？他建议封孙可望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公爵。
延臣钱秉镫除赞成杨畏知的意见外，又提出在封爵的同时趁机挑一拨大西军各将领之间的关系，建议朝廷一面封可望为郡王，命其居守云南；一面封定国、文秀为公爵，“一陰一使人语之曰：此可望指也。
敕书内极其奖励，许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锡王号，……两雄本不欲听其驾驭，固利在专征，又出邀上赏，必踊跃奉命”。
另由定国、文秀合疏上请封艾能奇的中军冯双礼以五等之爵，造成“德归两雄而离心于可望”的局面①。
这场封滇与否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杨畏知见封可望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请封可望为公爵，定国、文秀为侯爵，以便回滇复命。
永历朝廷勉强同意了，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②。
督师阁部堵胤锡是位比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经亲自出马促成过大顺军余部李锦、高一功等部同南明联合抗清，这次又想努力推进与大西军的联盟。
当他听说孙可望请封秦王，朝廷仅封公爵，知道事情必定决裂，就在七星岩盛情款待孙可望派来的使臣随将潘世荣、焦光启，同两人订盟结好，稳住这两位大西军的老部将（正使杨畏知、龚彝都是明朝旧官，孙可望派潘世荣等随同赴广显然有监视和探听朝廷态度之意）；同时连续上疏朝廷请封可望为二字王，经永历帝同意决定封孙可望为平辽王①。
就堵胤锡的本心而言，完全是从维系明室、共同抗清的大局出发。
他深知腐朽已极的永历朝廷不要说恢复中原，就是勉撑危局也只有依靠大顺军和大西军。
金堡对堵胤锡的做法深表不满，当面斥责道：“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
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
②在民族危机极为深重的时候，金堡之流仍然对共赴国难的原农民军切齿痛恨，称之为罪恶滔天的国仇，完全颠倒了敌友关系。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由于忠贞营驻扎在相邻的宾州、横州，担心自身利益难保，他的中军胡执恭建议结好于孙可望，倚仗大西军的声势同忠贞营相抗。
他们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金印③，于1649年（永历三年）正月由胡执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①。
在陈邦傅、胡执恭伪撰的敕文中用了许多不伦不类的话，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命其“监国”，赐以“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等等。
孙可望并不知道永历朝廷的腐败纷争一至于此，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极为满意。
他安排了隆重的仪式，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
受秦王封后，率其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各呼万岁后，又秦王升座受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庆贺”②。
然后把敕书誊黄布告云南各地，欢庆三天。
这一连串盛大仪式表明孙可望和义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统辖下的大西军以及他们管理得颇有条理的云南全省已经遵奉南明永历正朔，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谁知不久杨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带来了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印。
孙可望大为惊异，说：“我已封秦王矣！”杨畏知问明情况说那是假的；胡执恭争辩说平辽王敕印也是假的，朝廷所封不过是景国公。
其实，堵胤锡请封孙可望为平辽王得到了永历帝的核准，并不是假的。
鲁可藻记：“御批：胤锡奏朕，已封平辽。
朝廷虽小，诏令未可或更。”
同年十月又记：“诏仍从堵胤锡原奏，封孙朝宗平辽王，敕令出楚。”
①次年行在礼部尚书郭之奇在奏疏中说：“滇封之议，创为平辽，已非典则，失名义。
矫而为秦，变而为雍，遵何制而定何名，臣俱不得其解。”
②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永历朝廷经过反复周折后授予孙可望的封号是平辽王。
胡执恭到昆明时并不知道朝廷采纳了堵胤锡的建议把封号由原议景国公改为平辽王。
孙可望既误信了陈邦傅、胡执恭假造的敕印，举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礼，弄得云南军民皆知，这时要降格为二字王，处境的尴尬可想而知。
他极为愤慨地说：“为帝为王，吾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
③下令把杨畏知、胡执恭关进监狱，给朝廷送去启本说：“于某日接敕封臣秦王，于某日接敕封臣平辽王，莫知所从”④，除了把先后所接“敕书”抄送外，并且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后已经郑重宣布，大小辟员和军民都已祝贺，无法改变，请朝廷定夺。
平心而论，问题出在永历滥发空白敕书和陈邦傅以公爵身分矫诏伪封一字王，孙可望不仅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贺以后也确实难以退步。
永历朝廷在既成事实面前竟毫无灵活一性一，坚持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
号称“虎牙”的金堡在疏中义形于色地说：“可望应否封王，臣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临臣，臣惟执不封之议。”
①大学士瞿式耜则抓住孙可望来书“启而不奏，名而不臣，书甲子不书正朔”大做文章，说什么“识者为之寒心，举朝莫不色动”②。
又针对胡执恭所递伪敕中载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崇之以监国”，“许之以九锡”，“推之以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痛切陈词。
其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孙可望原书只要求封秦王，并没有提出伪敕内这些特殊的礼遇和权力。
至于启本中不称臣、不奉正朔更是无可非议，因为从历史渊源而言，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是张献忠部下的大将，张献忠在世时已经即位称帝，与明政一府本处于敌对地位；孙可望主动上书请封时用启本已经是俯心相就，在未得到永历朝廷的封爵前“名而不臣，书甲子不书正朔”，无可指责。
只要永历君臣不行一事乖张，真伪并出，仅以一纸文书加以笼络，孙可望等人自然会奉永历正朔称臣，实现化敌为友，联合抗清。
瞿式耜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妄自尊大，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前就指责对方不称臣奉正朔，是毫无道理的。
至于陈邦傅等所撰伪敕，瞿式耜说“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师，而我先父师之；可望未纳土请官，而我先纳土请官之。
料可望本无此想，今执恭固教之矣！”①这些话并没有错，问题是瞿式耜不能从大局出发，在永历君臣自己造成的被动情势下，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比如真封秦王，另颁措词得体的敕书。
他实际上同金堡之流一样对原农民军怀有极深的偏见，反对联合抗清。
直到这年七月间，永历幸臣文安侯马吉翔建议封可望为澂江王，可望的使者不敢复命。
朝廷又议于秦字上加一字，或兴秦，或定秦，纷争不已。
倒是孙可望为打破僵局，派遣御史瞿鸣丰入朝，请求实封秦王，“即用原宝，但求上加敕书一道”。
这个折衷办法可说是两全其美，维持秦王封号使孙可望在云南军民中可以交待过去；另颁敕书不用伪敕中的“父师事王”、“监国”、“九锡”、“总理朝纲”等不妥措词，永历朝廷也有个体面的下台机会。
可是，大学士严起恒、户部尚书吴贞毓、兵部侍郎杨鼎和等人顽固地拒绝真封秦王，毫无转圜余地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西军提出联合抗清的建议以后，永历朝廷不仅在封爵上多方刁难，还不顾大敌当前，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
“是冬，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防滇寇也”③。
这就充分说明阻碍和破坏抗清联合阵线的罪魁祸首正是永历朝廷中的掌权人物。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朝廷极不满意，仍不改初衷，决定出滇抗清。
他派中书杨惺先前往行在报告出兵事宜，疏中说：“国姓岂敢冒，王封何敢承。
臣等惟一意办虏，功成之日，自听公议。”
①
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孙可望“胁封”的文字多极了，其中不少出自忠于明室的遗民之手。
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孙可望提出联明抗清时大西军拥有十万左右的兵力和云南一省的地盘，求一个王爵千难万阻；后来孙可望兵败失势，仅带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顺治皇帝立即派人赶赴湖南封他为义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禄。
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为什么能胜利，南明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① 见《瞿式耜集》卷一《再救五臣疏》。
② 1980年载于《清史论丛》第二辑的拙文《论清初社会矛盾》讲到大顺军联明抗清时误将何腾蛟、堵胤锡写作“何腾蛟、瞿式耜”，谨于此附带更正。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悔罪归明》。
② 冯苏《滇考》卷下。
① 钱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议》，见《藏山阁文存》卷四。
②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九。
三山何是非印唉集《风倒梧桐记》卷二所记文字稍有不同，如扫除作“剪除”之类。
《明季南咯》卷十四所载个别文字有讹。
③ 孙可望派出使者在顺治六年（1649）二月，见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卷二《沿革》。
① 《滇缅录》，见《长恩阁丛书》。
②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九，金堡力争拒封原疏见《岭海焚余》所收《论真封疏》。
③ 钱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议》，见《藏山阁文存》卷四。
④ 沈佳《存信编》卷二；《爝火录》卷十九。
⑤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吴贞毓传》记：“胡钦华辇金粟入行在，赂化澄及诸部科，为孙可望请封秦王，总理天下。
贞毓为之主，严起恒执不从。
贞毓乃密具启称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为一册，起恒为首；其尽心倾戴者为一册，己为首。
其后可望遂怒杀起恒等二十余人。
胡钦华劾瞿式耜老一奸一误国，王化澄调严旨切责张同敞授兵一柄一于于元烨，以坏桂林，皆贞毓嗾之也。”
① 钱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议》。
② 《滇缅录》记：“封可望景国公，赐名安臣。
以滇之土官有安世，叛而复诛者，复改名朝宗。
封定国康侯，赐名如靖；文秀宁侯，赐名若琦；能奇安侯，赐名时泰，时不知艾死故也。”
这段记载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杨畏知从昆明来为原大西军将领请封，不可能不知道艾能奇两年前已死。
① 堵胤锡两次上疏见《明季南略》卷十四。
按，《滇缅录》记：永历帝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后，“畏知再言可望不王不用命之故甚力。
乃封可望为王，敕谕但曰‘王孙朝宗’，不云何王，铸金曰‘一字亲王之章’，使司礼杨应春、礼科赵昱往。
并加畏知总督滇黔尚书、龚彝侍郎而还。”
接着说杨畏知等行至梧州时，堵胤锡认为不合一体统，“上疏请封为平辽王，李、刘、艾皆公，即军中铸印填敕畀畏知以行”。
这段记载可能有误，当时封二字王已颇为勉强，不可能铸印封为“一字亲王”。
② 钱秉镫《所知录》卷三。
③ 后来孙可望降，洪承畴奏疏中说他缴纳的“秦王之宝”是镀金的，联系到被清缴获的白文选“巩昌王印”为金铸，可以断定胡执恭赍送的“秦王之宝”是颗镀金银印，孙可望“真封”秦王之后仍继续沿用，而不愿另用纯金重铸，以免印文稍异。
① 胡钦华《天南纪事》载：“五月，封孙可望为秦王，从武康伯胡执恭之密请也。”
按，胡钦华即胡执恭之子，所云封可望为秦王乃永历帝从其父之密请，据沈佳《存信编》卷三记陈邦傅矫诏封孙可望为秦王后，曾令胡执恭上封事，谓“臣师武出疆，谨遵便宜从事之节，已封可望”。
永历帝得疏后“留中不发”，大约这就是所谓“密请”，但永历帝并未“从”之。
瞿式耜永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纠罪镇疏》说：“执恭为庆国公陈邦傅中军，冒滥军功，叨晋五等（指封为武康伯）。
其入滇以今年正月，是时可望所遣之杨畏知、龚彝尚未到也。”
②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二；《爝火录》卷二十。
按，艾能奇已死，义兄弟仅剩李定国、刘文秀二人，所记三人有误。
①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二八页、一四二页。
② 《潮州耆旧集》卷三十三《郭忠节集》《为经权当求至当，名一器未可轻徇事疏》，见香港潮州会馆影印《潮州文献丛刊之一》第六三四—六三五页。
郭之奇本不赞成封孙可望为王，但疏中明白地说所封“平辽”“已非典制”；矫封“秦王”是永历三年事，“变而为雍”是永历四年孙可望仍然坚持封秦王，朝廷以秦王乃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不便加封异姓，另议封可望为雍王。
③ 《劫灰录》卷六。
④ 《所知录》卷下《永历纪年》。
① 金堡《岭海焚余》《请处分第一疏》。
② 《瞿忠宣公集》卷五《纠罪镇疏》。
按，瞿昌文《粤行小记》内作者自记在大学士朱天麟处“见秦王孙朝宗入贡章奏，书甲子不书正朔，称启不称臣”。
① 瞿式耜《纠罪镇疏》，见《瞿忠宣公集》卷五。
② 王遇《孙可望胁封谋禅本末》，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③ 《粤滇纪略》卷五。
① 沈佳《存信编》卷三。
黄宗羲《永历纪年》云永历朝廷封孙可望为荆郡王，“赐之国姓，曰朱朝宗。
……可望终冀秦王，言：臣惟一意办贼，成功之后，始敢议及封爵耳”。
第二节军阀纷争中的川黔
从1647年起，四川、贵州两省处于军阀割据自雄的局面。
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下迅速南撤，三月间已经进入云南。
清军方面，肃亲王在正月间驻于合川，委任明朝降将王遵坦为四川巡抚。
当时南明四川巡抚马乾扼守内江，豪格命王遵坦对他进行招降，马乾回信说：“某为大臣，义无降理。
古人有言，封疆之臣应死封疆，此正某毕命之时也。”
二月，内江被清军占领，马乾不屈而死②。
同月内，豪格进至遵义（明代属四川，今贵州遵义市），明督师大学士王应熊逃往赤水卫①。
明四川总兵贾登联、副将谭得胜降清，豪格以设宴犒军为名，把二将及所统官兵全部杀害②。
由于四川地区连年战乱，社会生产几乎完全停顿，无法解决粮饷供一应，豪格只好就此止步，率领满、汉军经陕西回京，留下王遵坦、李国英（原左良玉部下总兵）等明朝降将驻守四川，兵力非常单薄。
奉豪格之命分守各地的将领因粮饷不继，加上南明将领的反攻，根本站不住脚，被迫向川北撤退。
如清叙府署总兵马化豹守叙府（今宜宾）八个月，从所属州县征得的粮食只有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官兵枵腹难忍，除将骡马宰吃外，“凡捉获贼徒未奉职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马化豹无可奈何，由叙府经富顺撤回保宁。
这年十一月间降清的明朝陕西将领赵荣贵反正，领兵“围困保宁府（四川阆中），各镇俱上保宁解围”③。
成都总兵李国英原在遂宁、射洪一带同于大海、李占春部明军作战，也率兵退回保宁加强防守④。
清朝在四川实际上只控制着保宁及其附近一小片地区。
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四川巡抚王遵坦病死，由李国英继任。
在大西军和清军主力转移以后，四川、贵州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
南明自弘光朝廷以来虽然任命了阁部、总督、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大抵仅拥虚名，实权分别掌握在盘踞各地的军阀手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知互相争权夺利，不能组成一支统一的队伍，利用清军势单力薄的机会收复全川。
其中主要的人物有：
杨展，四川嘉定（今乐山）人，明崇祯十二年武进士，任职参将。
大西军入川后他一度被俘，逃出后在叙州（今宜宾）拼凑了一支军队，1646年进抵嘉定、峨眉一带。
在兵荒马乱、哀鸿遍野的情况下，杨展能够注重恢复生产，“遣使告籴黔楚，自绅士以下至弟子生员皆给资，农民予牛种，使择地而耕，愿从戎者补伍，百工杂流各以艺就养，孤贫无告者廪之”①。
由于措施得力，一年以后成绩斐然，成了当时四川惟一自给有余的地方。
南明永历朝廷先后给他加封华一陽一伯、锦江侯。
王祥，原为明朝参将，大西军占领四川时他收集了部分残兵盘踞于遵义地区。
1647年六月，他趁清军北返出兵入川，前锋总兵王命臣一直推进到顺庆府（府治在南充）。
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不惜竭泽而渔地榨取地方残存黎民。
例如在顺庆府，“其始也，每家给免死牌一张，需银若干两；其继也，每牛给牛票一张，需银若干两。
未几，而牵其牛，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
胥西南之民而兵之，朝而负耒，夕而荷戈矣”②。
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委任的夔州镇总兵卢光祖、叙南镇总兵马化豹、永宁镇总兵柏永馥占领顺庆，王命臣等逃回，王祥所据地盘自遵义至江津、合州、彭水、黔江一带。
于大海、李占春，原为曾英部将，拜曾英为义父。
这时，老营屯于涪州（今涪陵）西平坝，控制着涪州、长寿、垫江三州县。
侯永锡，原明军偏裨，据守永宁（今叙永）。
马应试，原明朝沪州卫指挥佥事，任游击，据守泸州地区，大肆搜杀焚掠，“江安、纳溪、九姓（九姓司在今沪州市）等处俱遭蹂一躏”①，经常活动于泸州至富顺地区。
谭文、谭诣、谭宏号称“三谭”，原为忠州卫世袭卫官，驻于忠州（今忠县）、万县、夔州（奉节）一带。
摇、黄各部原为农民起义队伍，后来同当地官、匪纠结，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武装，初期活动于四川东北部地区。
各部互不统属，号称“摇黄十三家”，首领人物有争天王袁韬、一逼一反王刘惟明、震天王白蛟龙、行十万呼九思、二哨杨秉胤、黄鹞子景可勤、整齐王张显等②。
袁韬，陕西沔县人，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正月，“率众数万，军于涪。
名为降顺（指归顺南明），而劫掠如故，涪人流离。
至五月，国朝肃王发贝勒、贝子诸营下取阿州，袁韬大败，渡小河东岸走贵州湄潭县去。
八月，李占春混名李鹞子同诸营上复渝城。
十一月内以本营袁韬与李占春等争功，自相攻杀，占春不胜，退下涪州”。
①
贵州有总兵皮熊等。
1647年三月孙可望等率领大西军余部离开贵一陽一前往云南，皮熊即领兵乘虚而入，从平越（今贵州福泉）“收复”贵一陽一②。
以上就是1647年清朝豪格统军回京后川、黔各部活动地区的大致情况。
实际上这些军阀为了扩充地盘或者由于驻地缺粮经常移动③
南明朝廷自弘光时已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督师阁部，樊一蘅为川陕总督，马乾为四川巡抚。
1647年王应熊病死④，马乾被清军杀害⑤。
永历帝任命原偏沅巡抚李乾德为川东北巡抚，不久升任总督；又派宗室朱容藩总督军务，杨乔然、江而文为巡抚。
“诸人各自署置，官多于民”①。
樊一蘅见十羊九牧，事权分散，上疏极论其害。
永历朝廷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又提升杨乔然为总督，任命监军道詹天颜为川北巡抚，另一监军道范文光为川南巡抚。
原来的川陕总督樊一蘅“无所施节制，但保叙州一郡而已”②。
与此同时，永历朝廷又听从委任的各总督、巡抚的保荐，给大小军阀加官进爵。
这种一味以官爵收买人心的愚蠢做法，更加剧了四川军阀的割据和倾轧。
反观清方，豪格率军返京时只指定一名总兵（先为王遵坦，后为李国英）任四川巡抚，尽避兵力远逊于南明川黔“诸雄”，却因事权统一，始终固守着以保宁为中心的川北地区。
南明川黔各军阀本已割据自雄，朝廷又叠一床一架屋地委派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随之而来的是互相争权夺利，抗清大业被置之度外，文官武将热衷于大打内战。
在1648—1649年（顺治五至六年，永历二至三年）两年间先后发生杨展攻杀马应试又被王祥击败之战；王祥与皮熊之战；袁韬、武大定杀害杨展、攻占嘉定之战；于大海、李占春等攻杀朱容藩之战。
现分述如下：
杨展南攻泸州卫与永宁之战。
据时人欧一陽一直记载，“王祥驻遵，部分三十六挂印总兵官，颇自骄倨。
凡过往缙绅若不得其欢心，则每有劫掠之虞。
以故士大夫不满于祥，互相唆构御史钱邦芑移书杨展云：有密旨联络勋爵图祥。
展得书，信之，以奉讨为名，遣子璟新率兵南下至泸卫，谓马应试作梗，遽杀之，夺其兵。
至永宁，为侯天锡合遵兵所败而还”③。
《泸州志》所记稍异：“杨展自嘉定袭永宁，诡结盟好，假道泸卫，应试开门出犒。
忽望城坡上鼓声震天，则展兵已露刃直一逼一城下。
应试故著红裤，不及甲马，徒步奔山。
谍者知之，遂就擒。
今卫城东丫口有杀人坳，相传应试斩首处也。
展至永宁，战不利，还屠泸卫而去。”
①
王祥、皮熊之战。
这场内战从1648年七月一直打到年底。
先是遵义总兵王祥领兵攻贵州总兵皮熊，包围了贵一陽一。
八月，贵州将领武邦贤、杨光谦引兵击败王军，贵一陽一解围。
十月，皮熊又出兵攻王祥，在乌江被王祥击败，几乎全军覆没。
十二月，双方才言归于好②。
袁韬、武大定谋杀杨展。
武大定原为明朝陕西裨将。
清军入陕后，他曾同孙守法等一道抗清，奉明朝宗藩秦王之子为秦王，以资号召③。
1648年十月他被清军击败，带领部下劲卒三千人突围入川。
由通江西走广元，收服利州卫世袭指挥同知张颠部众一千五百人，“与龙安（府治在平武）赵荣贵、松潘朱化龙、茂州詹天颜等相为犄角，剽掠绵（州）、梓（潼）诸邑”①。
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五月，赵荣贵派人来迎请秦王，武大定早已觊觎赵军兵力，设计让秦王应邀赴赵营，然后趁接回秦王的机会把赵荣贵骗入自己营中加以捕杀。
不料这位秦藩宗室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见赵荣贵及其部下官兵真心实意抗清复明，就把武大定设下的圈套和盘托出。
过了两天，武大定遣使“迎王回营，并邀荣贵面筹大事”②，遭到二人婉言拒绝。
武大定知道一奸一计被识破，连夜取道彰明（在今四川江油县与绵一陽一市之间）南窜③。
由于成都平原屡经战乱，破坏得十分厉害，几乎荒无人烟，武大定部众饥疲不堪，奔到富顺投靠袁韬。
当时，川北巡抚李乾德正在袁韬营中，还有另一支摇黄队伍呼九思部也来会合，“俱绝粮，饿死者甚众”④。
李乾德是个无耻政客，派到四川以后既没有兵将，也没有地盘，他急于抓权，竟私自铸造了“兵部之印”大方银印，自称兵部尚书，行文各镇。
又利用摇黄十三家之一的袁韬归明后没有官衔的机会，另铸定西将军银印送给袁韬，博得袁韬的欢心⑤。
不料他钤盖私铸兵部印的文书被杨展的幕客识破，当面质问他朝廷常规“印不离部”，你的“兵部之印”从何而来？李乾德无言以对，不敢再用假印招摇撞骗①。
李乾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以巡抚的身分接管州县，把地方的钱粮抓到手，而让杨展单纯主持军事。
可是，嘉定地区的耕地主要是杨展组织军民开垦出来的，李乾德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
当时重庆一带城空地荒，杨展建议李乾德率领袁韬等部军队往守重庆，由自己负责粮饷供一应②，这对南明来说本是个不错的主意。
李乾德既对嘉定地区的富庶垂涎三尺，又怕出守重庆将冒清军南下的风险，与其为朝廷收一块危地，不如心黑手狠算计自家人，于是在李乾德导演下终于演出了一场川南火并。
他利用袁韬、武大定、呼九思乏粮之机，建议“惟求救于杨展，展若从即无饥乏患矣”，三人都表示赞同，请李乾德立即前往嘉定。
“乾德赴嘉定说展曰：‘大定与韬愿归将军帐下。
’展不可，曰：‘风土既异，心一性一必殊，嫌隙所由生也。
今部下数万众皆吾梓里，甘苦共之，赴汤蹈火，皆无异志。
若增袁、武，恐滋他患。
吾意已决矣，幸勿复言。
’乾德复说曰：‘从来举大事者不辞众，将军士卒虽一精一，苦无外援。
涪州有余（于）、李，万县有三谭，相为犄角，何分南北哉！二将望风而奔，慕将军之威德也。
不劳一卒，不发一矢，收万余人于麾下，不大有利于将军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将军其图之。
’展沉吟久，乃许给粮饷，资韬、大定于犍为。”
③乾德见初步目的已经达到，返回富顺告知袁韬、武大定、呼九思。
三人一大喜，编造兵员花名册送交杨展。
杨展拒绝接受，却按月运粮接济。
袁韬、武大定、呼九思亲赴嘉定拜会杨展。
不久，呼九思病死，“杨展与武大定、袁韬■刀歃血，三人誓结生死交。
杨为长，袁次之，武又次之。
展恩视二人如亲弟，恣其所欲，悉应给。
令袁韬移营驻犍为，武大定驻青神”①。
袁、武二人在杨展资助下度过了难关，却暗中觊觎嘉定的繁盛。
李乾德乘机进行挑唆，对袁韬说：“地方钱粮供朝廷之公物也。
岂展所私而以布惠于僚友？且展据有西南，终当尾大不掉。
公等皆人杰，仰畀于若人耶。”
②袁韬欣然听从，与武大定密谋定计，以七月二十六日袁韬生日为名邀请杨展赴犍为庆贺。
杨展的家属和部将怀疑其中有诈，劝他不要去；杨展自以为对袁韬、武大定有恩，只带了三百名士卒前往犍为赴宴③。
在筵席上被袁、武擒杀，随从军士也被灌醉后死于非命④。
二人随即发兵突袭嘉定。
袁韬、武大定背信弃义谋杀杨展的消息传开后，引起南明许多文武官员的愤慨，川陕总督樊一蘅写信责备策划其事的李乾德：“嘉陵、峨眉间二三遗民不与献贼之难者，杨将军力也。
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间，天下其谓我何？”
李乾德阅信后付之一笑，“以为救时大计非坚儒所能知”①。
涪州李占春曾经得到过杨展的粮饷资助，“闻变拍案曰：贪利，杀我义士，岂大丈夫耶？”
领兵来援嘉定，被袁、武击败。
十二月二十四日，袁、武军队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攻入嘉定，杨展长子杨璟新带领残兵五十余人经峨眉、新津、灌县逃往保宁，于1650年（顺治七年）正月十六日向清朝四川巡抚李国英投降②。
袁韬、武大定瓜分了杨展的部众、地盘和库藏，“初意江口所获金银如山积，及搜展府内不满所愿，吊拷夫人并烧毙经事之人，都无窖藏之物。
二人一大失所望”③。
李乾德计杀杨展后，又重温旧梦，自称尚书经略，妄图主管地方粮饷，节制袁、武二部兵马，结果嘉定被袁、武二人瓜分，“乾德虽亦分数州县，仍空名而已”④
朱容藩是明朝楚藩通城王的后裔，在宗室内地位很低。
当明末社会大动荡之际，他飘泊各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可谓见多识广。
永历帝在肇庆即位时，他参与拥戴，被授予掌宗人府事。
他不满足于这个虚有其名的官职，想抓点实权。
从兵科给事中程源口中听说四川兵将颇多，统御无人，认为机会来了，就奏请入川联络诸部，永历朝廷给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官衔总督川东兵马。
朱容藩即取道湘西到达湖北施州卫，进入王光兴的兵营；接着又联络驻守四川涪州的李占春（混名李鹞子）、于大海部。
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夏，清涪州总兵卢光祖部携带大批掳掠来的辎重子女由重庆水陆并进，顺江而下，企图一举打通川鄂交通水道。
朱容藩当即命令李占春、于大海率领舟师阻击。
七月十一日，两军相遇于忠州（今四川忠县）。
清军辎重既多，又不习水战，被李、于二部击败。
明军烧毁清船一千余艘，夺回大批被俘人口和财物。
卢光祖带领残兵败卒从达州小路逃回川北保宁（今四川阆中）①。
朱容藩初战告捷，又联络忠州卫世袭武将谭文、谭诣、谭弘和摇黄呼九思、景可勤、陈某等部同川南、川西明军会合，于九月间收复重庆。
②这时，由陕西南下川北的定陇侯赵荣贵正集中兵力进攻保宁。
由于清初成都一带凋敝特甚，几乎荒无人烟，清朝设置的四川巡抚、巡按都驻于保宁，这里实际上是清方的四川省会，清朝所委任的四川各镇总兵全部回救保宁。
朱容藩和四川、贵州明军几乎收复了保宁以外的四川全境。
后来清四川总督李国英回顾道：“只因四年（1647）六月王师凯旋（指肃亲王豪格率部回京），留兵单弱，以致群盗蜂起。
臣与各镇间关百战，始达保宁。
一城之外，尽为贼有。”
③聚集于保宁的清军名义上有五镇：成都总兵（原为李国英，四川巡抚王遵坦病死后由李接任，改由惠应诏任成都总兵）、叙马总兵马化豹、涪州总兵卢光祖、永宁总兵柏永馥、龙安总兵左勷，实际上兵力极其单薄。
四川巡抚李国英1648年（顺治五年）向清廷报告：上年肃亲王豪格拨给四川巡抚标兵一千三百九十名，病死、饿死和逃亡者多达一千三百三十三名，只剩下三百一十名①；其他各镇情况也大致相仿，“饿、病死者十去七八”，“每镇不过数百饥病之兵”②。
南明朝廷本来应该趁此机会，集中兵力攻克保宁，全歼入川清军，然后一精一兵简政，汰弱留强，招抚流民，垦荒屯田，把四川这块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经营成抗清基地。
然而，各派军阀不仅不愿意减少自己的兵员，而且勾心斗角，互有吞并之心。
永历朝廷又叠一床一架屋地委派阁部、经略、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这些人为了争权夺利分别笼络某几个军阀，导致事权分散，以至自相火并。
朱容藩是个小有才具的野心家。
他倚仗永历朝廷的名义组织川东等地武装恢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时候，正值永历皇帝由武冈逃往南宁。
朱容藩妄图利用四川诸将同朝廷失去联系的机会，拥戴自己爬上皇帝的宝座。
会师重庆时，他就示意原偏沅巡抚李乾德联络川南一带文武官员劝进，遭到李乾德等人的拒绝。
他怀恨于心，派李占春领兵偷袭李乾德和袁韬的兵营，被袁兵击退。
1649年（顺治六年）二月，朱容藩回到涪州（今涪陵）、夔州地区，即自称楚王世子监国（《客滇录》说他自称楚王世子，后称楚王，又改称吴王），铸造了“天下兵马副元帅”金印，改忠州为大定府，府门为承运门；夔州临江有天字城，形势颇为险要，朱容藩改其名为天子城，作为自己的行宫。
为了收揽人心，他擅自铸印封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杨朝柱、谭文、谭诣、谭弘、杨展、马应试等人为侯爵、伯爵，授刘惟明、杨秉胤、白蛟龙等人为挂印总兵，任命张京为兵部尚书、程正典为四川总督、朱运久为湖广巡抚，此外还任命了祭酒、科道、鸿胪寺等官员，俨然以朝廷自居。
朱容藩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川西和川南永历朝廷委派的官员极大不满。
四川巡按钱邦芑以“为一奸一宗谋逆，请正天讨事”上疏揭发其罪行，疏中说：
臣察得逆宗朱容藩自元年正月在广西得罪，皇上欲置之死，幸蒙天恩赦宥，还其原官，命料理湖南一带。
彼时寇一逼一湖南，容藩即由施州卫走入川东。
五、六月间，寇陷涪州，臣方至彭水界上。
川东夔府一带与朝廷消息不通，文武无主，容藩假朝廷之威灵，收拾兵将。
至八、九月间，川中各镇如王祥、侯天锡、李占春、余（于）大海、赵荣贵、曹勋、马应试、袁韬等，各出兵剿寇，四路捷报。
维时皇上幸广西，川中不知圣驾所在，容藩即自为吏、兵两尚书，铸刻印信，选授文武，笼络军民，隐有称王之意。
今岁六月，臣巡川南，忽军中传来朱容藩刊《谕建置文武榜文》，其自称则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此而欲其终守臣节，其可得乎？今皇上远在百粤，四川僻在极西，沿途兵寇阻道，凡诏谕敕旨，经岁余后通，其浮沉不达者尚多。
且西川之地，四围皆蛮夷土司，易生反覆。
又迭经寇祸，三年之间，四易年号，人情惶惑，莫知适从。
故容藩欲乘此摇动人心，谋为变乱。
自去岁秋冬，川地渐复，臣不惮艰苦，往来深山大箐，荒城破垒之中，驱除豺虎，翦披荆棘，招集残黎，抚一慰土司，宣达皇上威德，西川之地始知正统所属。
今声教渐著，法纪方行，而容藩包藏祸心，谋窃神器，一陽一尊朝廷，一陰一行僭伪，假皇上之威福，布一党一乱之爪牙。
其意待羽翼既成，便欲盘踞西川以为公孙子一陽一、王建、孟知祥之事。
臣已早窥其隐，先致书告以大义，随即传檄楚督何腾蛟、堵胤锡、川督杨乔然、李乾德及各大镇，俾共尊朝廷，毋为叛臣所惑①。
钱邦芑考虑到文书往返动经岁月，就把疏稿誊抄遍送川楚各大臣。
督师辅臣堵胤锡当时同马进忠驻于施州卫，收到文书后乘船来到夔州，当面质问朱容藩。
朱容藩掩饰道：“圣驾播迁，川中不知顺逆，联假名号弹压之耳。”
堵胤锡驳斥道：“公身自为逆，何能服叛逆之心乎？钱代巡有檄会兵，若再不悛，钱公率兵下，吾截其后，川将皆朝廷臣子，谁为公作贼者？”
朱容藩无言以对。
川东诸将这才知道朱容藩自署的名号都是假冒的，李占春、于大海等人不再听从他的号令。
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正月，朱容藩移驻万县天字城，以摇黄白蛟龙、杨秉胤二部为护卫，联络谭文等人割据自雄。
七月（明大统历八月），永历朝廷大学士吕大器到达涪州，李占春迎见，正好收到朱容藩发来的会师牌劄，上列楚王世子、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的头衔。
大器笑曰：“副元帅非亲王、太子不敢称，且天子在上，何国可监？此人反叛明矣。”
朱容藩为了豢养军队，率领被蒙骗的将领进攻石柱土司，石柱土司求救于李占春、于大海。
李、于二将已经弄明白朱容藩是个冒牌货，派出一精一兵乘船五十艘来援。
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军交锋，朱容藩大败，白蛟龙被活捉，同李占春歃血结盟，保证不再听从朱容藩的指挥，才被释放回到杨秉胤营中。
谭文逃回天字城。
朱容藩众叛亲离，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他落荒而逃，在云一陽一被擒杀。
①
南明四川当局的自相残杀，给清方提一供了可乘之机。
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清四川巡抚李国英奏疏中说：“窃照蜀中负固诸逆，恃在僻险，观望逾年，臣曾仰体诏赦皇仁，屡持平西王、墨固山令谕差官分头前去招抚（按，当时吴三桂、墨勒根侍卫李国翰的军队驻于陕西汉中，并未入川），如达州刘惟明、剑梓李廷明、唐运会、江油严希赐等悔过投诚，臣已另疏具题外。
至如伪朱经略假窃伪号，联络江上李鹞子（李占春）、余（于）大海、三谭、杨（秉胤）、白（蛟龙）等煽乱夔东；而伪阁部吕大器与李鹞子另为一一党一，驻扎涪州；伪伯杨展招纳武大定、袁韬、曹勋等巢一穴一嘉、眉、黎、雅，窃据成都一带，而伪总督李乾德与袁韬另为一一党一往来叙、泸；伪国公王祥等屯聚遵义，出没綦（江）、重（庆）之间；而伪总督杨乔然另扎长寿县，屡谕不悟，蹂一躏实深。
自王师剿杀伪秦王、赵荣贵之后，兵威震慑，各逆互相疑忌，彼此一陰一谋残杀，于本年九月初二日据达州知州彭振翮塘报内据达州屯镇刘惟明报称，朱经略同谭伪镇于七月二十五日由万县渡河北岸，被余（于）、李二贼发一精一兵船五十号追杀大败，谭大单骑逃天字城，朱经略阵亡是实。
其朱逆下伪镇白蛟龙与李鹞子插血钻刀，仍放蛟龙回杨秉胤营内，于八月初六日同在天字城起身，欲来东乡县寨子驻扎等情。
随发谕移刘惟明并达州知州彭振翮相机往招。”
下文又报告了七月二十七日袁韬等杀害杨展，接着说：“乃今天厌其恶，使彼自相仇杀，朱逆受刃，杨展继亡，……其后数家贼逆互相践踏”，“惟候平西王、墨固山振旆之川，又不难直扫逆一穴一，以成破竹之势”，“而收复全川之机会于在此矣。”
①
② 欧一陽一直《蜀乱》；顾山贞《客滇述》。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马乾传》、《樊一蘅传》都说马乾在重庆被清军杀害。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条下记：王“应熊遣其侄更律等投顺，赐更律等鞍马衣帽等物。”
② 杨鸿基《蜀难纪实》，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③ 顺治四年十二月署叙州总兵马化豹“为紧急塘报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66号。
④ 顺治五年三月初八日李国英奏本。
① 彭遵泗《杨展传》，见嘉庆十七年《乐山县志》卷十四，艺文。
有的史籍说他得到了张献忠沉于江中的金银，派人从川西土司处买来耕牛种一子，实行屯田。
② 韩国相《流离外传》，收入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
① 乾隆二十四年《直隶沪州志》卷十，杂类。
② 李馥荣《滟滪囊》卷一记：“初犯蜀时，贼首摇天动、黄龙二贼，遂号摇黄。
后分为十三家，……”费密《荒书》说：“其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
但诸书记载十三家头领的姓名和绰号并不一致。
①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艺文，夏道硕《纪变略言》。
② 道光三十年《贵一陽一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③ 顺治四年清军及南明军队交战与移驻情况可参看顺治四年十二月署叙州府总兵马化豹“为紧急塘报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66号。
④ 王应熊病死时间和地点诸书记载不一致。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说丁亥（1647）“遁入毕节卫，十二月卒”。
顾山贞《客滇述》记王应熊“遁入仁怀县土城，抑郁而死”。
欧一陽一直《蜀乱》记1647年正月卒于赤水卫。
刘道开《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非熊传》云：“丁亥秋卒于永宁之土城”，见道光二十四年《江北厅志》卷七，艺文。
刘道开为同时同乡人，所记可能较准确。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六于丙戌年（1646）十二月二十五日下记，“明督师王应熊卒于毕节卫”，恐不可靠。
⑤ 马乾于1647年二月为清军所杀。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记在重庆战死，有误。
欧一陽一直当时在马乾幕中，所记死于内江当可信，见欧氏《蜀乱》及自记。
①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传》。
②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传》。
③ 欧一陽一直《蜀乱》。
① 乾隆二十四年《直隶泸州志》卷十《杂类》；道光三十年《贵一陽一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②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
③ 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于西安，这就是第一代秦王。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克西安，末代秦王朱存枢被俘。
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定西大将军何洛会、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奏报，“驻西安府秦王有二子”，其一子于初十日被“土贼”“孙姓人带走”，居于五郎山，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二○二——二○三页。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
《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孙守法传》记“奉秦王第四子称汉中王，开邸五郎山”。
费密《荒书》记戊子年（1648）“武大定奉秦王第四子入四川”，赵荣贵“迎秦王子入其营，而拒大定”。
《清史稿》卷二五七《许占魁传》记：“六年，土寇赵荣贵拥明宗人森滏号秦王，聚众数万犯阶州。”
按，定制秦藩命名辈分中无“森”字，朱存枢之子应为“辅”字辈。
① 李馥荣《滟滪囊》卷四。
② 《滟滪囊》卷四。
③ 康熙三十六年《阶州志》《扼要》记：“顺治六年，赵荣贵扶伪秦王作叛，从玉垒关直犯阶境，二月初五日，贼薄城下，……几为所陷。
十八日平西亲王师至，赵逆授首，余众悉平。”
④ 欧一陽一直《蜀乱》。
按，他书多未记呼九思事。
⑤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李乾德传》载李与袁韬深相结纳。
① 欧一陽一直《蜀乱》。
② 费密《荒书》。
③ 欧一陽一直《蜀乱》。
① 欧一陽一直《蜀乱》。
② 欧一陽一直《蜀乱》。
③ 李馥荣《滟滪囊》卷四记，杨展赴犍为时仅带裨将雷震、田贵等十二人率三百人随行。
他书或作五百人。
④ 杨展遇害时间据清四川巡抚李国英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奏疏说：“七月二十六日袁韬生日，武大定诱杨展到犍为县与袁韬做生日，席上将杨展杀死，跟随人役尽杀，止逃水手数名。”
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五八页。
费密当时任杨展幕客，在其所著《荒书》中也记于七月。
嘉庆十七年《乐山县志》卷十四《艺文志》收彭遵泗撰《杨展传》说杨展遇害时“年四十有五，时顺治已丑岁（六年，1649）”。
① 嘉庆《乐山县志》卷十六《杂录》。
② 顺治七年七月初九日四川巡抚李国英“为恭报前后招抚川南伪镇将领，躬视投诚，仰慰圣怀事”题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
费密《荒书》载于十一月。
③ 欧一陽一直《蜀乱》。
④ 费密《荒书》。
① 费密《荒书》记忠州之战于九月。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收陈景云撰《朱容藩僭乱本末》记于七月十一日。
② 费密《荒书》记于十月。
③ 顺治十年四月十二日李国英题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
① 李国英顺治五年四月初四日奏疏，同上书。
② 李国英顺治五年三月初八日奏“为全蜀四面皆贼，孤军无粮难御，谨据实上闻”疏；同上书。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陈景云作《朱容藩僭乱本末》。
① 费密《荒书》。
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四川巡抚李国英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五八页。
① 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四川巡抚李国英“为塘报东南伪逆近日情形”事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五八页。
第三节大西军出滇抗清
大西军的由云南开赴抗清前线，一般史籍都记载于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这是就同清军交锋而言的。
由于云南和清方占领区之间还有一批南明军阀控制着四川、贵州等地，大西军不仅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才能到达抗清前线；为了消除内讧，稳定后方，统一军令也需要对南明残留武装实行改编。
孙可望部署出兵之际，曾经派中书舍人杨惺先赴行在疏报出师，奉旨：“览奏整旅东征，为朝廷剿除逆虏，朕心嘉悦。
今恭顺（原注：谓孔有德）入犯武汉，盘踞长、岳，卿率锐出楚，建瓴直下，廓扫中原，以奏光复。
该部知道。”
①孙可望还利用胡执恭送来的伪敕中的“监国”、“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字样，以永历年号“驰金龙牌，抄敕册文遍调土、汉官军皆为之下”②，“自称监国秦王臣，布告云、贵、楚、粤诸勋镇”③，要求贵州、四川、湖广等地的南明军队会盟，听从节制。
早在1649年，孙可望就派白文选率领先头部队进入了贵州。
康熙《贵州通志》记：“己丑（即1649）八月，孙可望遣白文选取安顺府，遂入贵一陽一。”
并加小字注云：“以通好为辞，旋撤去。”
④1650年四月，白文选部再次进入贵一陽一⑤，接着李定国也来到贵一陽一，同南明匡国公皮熊、贵州巡抚范鑛结盟。
同年八月，孙可望亲自统领大军进入贵一陽一⑥。
皮熊自知兵力不敌，派遣使者李之华来“通好称盟”，意在阻止大西军入黔。
孙可望回信道：
贵爵坐拥貔貅，战则可以摧坚，守则足资保障。
独是不肖有司罔知国本，征派日烦，民生日蹙。
黔中多敌兵出入之途，宁无救灾恤邻之念？而疑不谷为假道长发之举。
若黔若滇，总属朝廷封疆；留守留兵，无非绸缪粮糗。
惟欲与行在声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间。
若止以一盟了局，为燕雀处堂之计，非不谷所望于君侯也。
①
南明忠国公王祥也“遣官请盟”。
大西军将领冯双礼向孙可望请示是否应该推迟进兵②。
由于皮熊、王祥之流只知盘踞地方，殃民自肥，既不积极对清方作战，又堵住了大西军出黔抗清的通道③，因此，孙可望决定不理睬皮、王“请盟”的虚礼，下令以武力强行改编。
于是，冯双礼、王自奇统兵从间道攻平越，活捉皮熊。
九月，刘文秀、白文选北上遵义、永宁。
明永宁总兵侯天锡归附④；“王祥乌合六七万，分为三十六镇，与滇兵一战于乌江河而大溃，祥避死真州，遂下遵义”⑤。
皮熊、王祥阻挡大西军出黔抗清的图谋被粉碎以后，孙可望下令把他们部下的兵将收编，“不得逃避，一体入营关粮”⑥。
这样既扩充了兵员，又防止了散兵游勇生活无着，为害地方。
到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孙可望已进至贵州东部的铜仁，贵州全省都处于原大西军管辖之下。
四川的情况也与此相仿。
《宜宾县志》载：“庚寅岁（1650）贼首孙可望在滇假翊戴之名，怀窥窃之志，监国贵一陽一，凡楚、蜀、滇、黔勋爵悉归节制。
乃致书樊公（指南明川陕总督樊一蘅），语多矜肆。”
樊一蘅派中军都督佥事彭明杨、筠连县知县魏鸣玉充使者前往贵一陽一，“可望盛陈仪卫召见便殿，于时一二大臣在坐，皆东林旧人也。
可望卒然问曰：‘樊某为国大臣，经略秦蜀，所办何事？’先生（指彭明扬）翘首曰：‘老臣尽瘁同于武侯，乃心王室同于郗鉴。
但兵势有强弱，故成功有迟早耳。
殿下若肯相容，大事尚可济也。
若必加兵，诚恐来归之人皆解体矣。
不几负率土之望乎？’望怒乃解，赐锦币而还”。
次年，樊一蘅病卒，所部均为孙可望改编①。
当时正在武大定幕中的欧一陽一直记载孙可望招抚武大定、袁韬的情况颇详：“孙可望差官至嘉定，称奉旨联络，内有‘会猎岷峨’等语。”
盘踞于嘉定、青神一带的军阀武大定、袁韬犹豫不决。
明四川巡抚李乾德说：“此矫诏也，其心未可测。
令武（大定）复书，略曰：‘自入蚕丛，荆棘塞道，万里烟绝，一望凄凉，茂草荒林，惟有马迹，狐游虎逐，罕见人踪。
间有一二遗黎，又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刖足剁手，如游异域，忽睹罗刹，形不类人，喘延余息。
备询厥故，始知令先君（指张献忠）之造福于川，盖功德若此其惨毒也。
乃曾不旋踵，君之先君身首异处，一尸一饱馋鸦，可见天之所报，人之所为，已足昭鉴。
公等碌碌，犹尚不悛，欲挟令以欺天，逞前一奸一之故智，词多悖谬，意实险深。
窃揣中藏，岂以皮（熊）、王（祥）视我也。
倘修邻好，奉教有期；如云会猎岷峨，则水路可通舟楫，陆路可容车马，弟惟有叉手瞠目而听之矣。
’”①显然，李乾德授意下写的回信对原大西军充满了敌意，断然拒绝孙可望提议的会盟。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孙可望派抚南将军刘文秀总统兵马，分两路入川。
刘文秀率部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将军王自奇从毕节取道永宁，大举进攻。
武大定亲率全营赴雅州（今雅安），一抽一调一精一锐士卒交部将张林秀带往荣经堵截大西军。
袁韬和李乾德坐镇嘉定（今乐山市），分兵一支守叙府（今宜宾市）。
这年八月，刘文秀指挥的军队在荣经县鹿角坝全歼武大定一精一锐，张林秀也被击毙。
武大定大惊失色，连夜逃回嘉定；袁韬、李乾德眼看大势已去，三人抱头痛哭，随即下令放火烧毁嘉定城内房舍，次日早晨弃城逃走。
由于家口牵累，走了七天才到达井研、仁寿。
刘文秀进抵嘉定，派轻骑日夜兼程追击，一天之内就赶到仁寿县。
袁韬、李乾德被活捉，押回嘉定。
武大定连妻子家属也顾不上，带领十余骑落荒而逃。
文秀命大定之子武国治、侄儿武国用招回武大定，以礼相待。
免袁韬死罪，发往部下听用；李乾德和他的弟弟李九德押往贵一陽一治罪，走到犍为县时，二人投水而死②。
平定四川南部地方以后，刘文秀领兵顺流而下，派使者带着孙可望“秦王、监国”名义的文书联络川东各支抗清武装，“假首会盟”。
夔东“伪爵贺珍、王光兴、张尧翠等一十四家各拥重兵，一陰一附孙逆”①。
盘踞涪州（今涪陵）、忠州地区的明定川侯李占春、靖南侯于大海②因义父曾英于1647年初在重庆被南撤的大西军击杀，坚决拒绝会盟。
刘文秀派部将卢明臣领兵进攻，占春、大海大败，七月间带领马步士卒三万余名和家属乘船逃往湖北向清方投降③。
途中遭到参与会盟的夔东抗清武装的拦击，十月十一日才进入湖北清方管辖区。
清荆州总兵郑四维安置李、于二部于松滋县百里洲，由于未给粮饷，李占春于十四日夜间抛弃妻子部众，入山当了一段时间和尚，后来又在清朝招徕下出任过安陆副将、黄州总兵等职④。
此外，据守万县一带的谭文、谭诣、谭宏，夔东（长江三峡两岸川鄂接境地区）的王光兴、王友进、刘体纯、塔天宝等都“扼险自守，差人申好”⑤。
这样，刘文秀的出兵四川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割据自雄的大小军阀被消灭或收编，同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武装建立了联系，把四川大部分地区经营成了比较稳定的抗清基地。
时人杨鸿基对大西军入川有一段概括一性一的叙述：
适至孙可望自滇据黔，辛卯（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遣兵一逼一遵（义）；刘文秀自建南出黎雅，杨景星（按，当作杨璟新，杨展之子）奔投保宁；下兵犍为，擒袁韬而降武大定；再合遵、渝之兵东下，余大海（当作于大海）、李占春放舟而奔楚；他如三谭、（侯）天锡之辈或降或遁。
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
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弭，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
①
可见，大西军的再度入川给当地残存百姓带来了生机，有可能重整家园，逐步恢复社会生产，过上安定的生活。
孙可望部署的出兵川、黔，凭借武力收编永历朝廷残存的地方割据武装，是完全正义的。
不把这些祸国殃民的军阀势力扫掉，大西军就不可能进入抗清前线，南明的残疆剩土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抗清基地。
孙可望接管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以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加以整顿，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序。
他派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
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劄付全部收缴，裁革了一大批鱼肉人民的冗官，如派员“会勘平越各官，戮一奸一蠹民者”②，可望令蒋克远会冯双礼安一抚人民，招徕商贾。
又令所属文武呈缴滥劄，武职加授总制、参游，文官加授监军、督饷、部卿、佥宪，概行裁革。
各官作一奸一蠹民者戮之。
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①，从而荡涤了永历朝廷留下的污泥浊水，改善了吏治。
同时，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
有的史籍记载，孙可望收取遵义、石阡、平溪等地以后，“安一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②。
在四川綦江县也“差官丈田，……变牛种为粮数”，并委任贵州拔贡张师素为知县，张到任时见城内“荆榛满目”，乃“招抚遗黎，殷勤保一爱一”。
后来又“发难民千余安插于杜石沙坪一带，多垫江人”。
③为了活跃经济，互通有无，孙可望下令“招徕商贾④，令征虏将军（冯双礼）招通平越商贾，失货物者量偿之”。
⑤从一些史料来看，孙可望在贵州征收的赋税相当重，如在施秉“临田征租，劫去取十之七”⑥。
“庚寅（1650，顺治七年）九月，秦王遣张扈卫复招士民，……条银变输谷米共计二石有余，又有皇草、皇柴折价至黔中上纳；所征调银十两，帮补义兵一名一器械银五十余两，不敢不从。
一切五谷六畜丝麻之类，无隙可逃”⑦。
这类材料除了反映当时用兵之际军需孔亟，不得不多征派赋税以外，也表明贵州等地的农业生产已经有所恢复。
经过孙可望大刀阔斧的整顿，贵州的面貌为之一新，史载：
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
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
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
官绝贪一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
一时反以为便①。
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畅通无阻和百姓安居乐业，孙可望非常注意修筑道路，“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
②同时，实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间谍混入云贵。
原大西军领一导一人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贵州全省和四川部分地区，从而扩大了抗清基地，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此后在抗清事业中取得辉煌战果奠定了基础。
① 《滇缅录》附《黔记》。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③ 查继佐《国寿录》便记《永历始事》。
④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又见道光三十年《贵一陽一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⑤ 《滇缅录》附《黔记》载这年五月，“命前军都督白文选哀安贵州百姓”。
⑥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
① 《爝火录》卷二十；《存信编》卷三，二书所载文字稍有不同。
《滇缅录》附《黔记》载：“秋八月壬午朔，义师东下发谕贵州。
师发云南；师至关岭祀关圣。”
当指孙可望亲统大军入贵州。
② 《滇缅录》附《黔记》。
③ 黄宗羲《永历纪年》说：皮、王“两帅接壤，时相构衅，亦不能有所效力。”
④ 欧一陽一直《蜀乱》。
⑤ 黄宗羲《永历纪年》。
沈荀蔚《蜀难叙略》记：“九月，孙可望遣其将白文选引兵攻王祥，至乌江。
祥率众拒之。
文选致书通好，祥报许之。
往来相馈遗者数日。
祥开宴召文选，文选鞍之。
及报宴，祥不敢赴，乃引归。
文选蹑之，祥众无复部伍，遂溃于道。
祥之散走数十里，乃自刎死，其众亦降。
于是，遵义、重庆皆属可望。”
道光十五年《綦江县志》卷五《武备》记：顺治七年九月“刘文秀、白文选以兵至乌江。
王祥战不胜，遂自刎，其众二十万尽降。”
⑥ 《黔记》云：“冬十月己丑，赦王爵（即王祥）标镇兵不得逃避，一体入营关粮。”
十一月初五日又“赦王爵营镇兵一体录用”。
欧一陽一直《蜀乱》也记载皮熊被迫投降后，可望“分其兵，据其地”。
① 嘉庆十七年《宜宾县志》卷四十八，艺文，李洪霁《彭明扬传》。
① 欧一陽一直《蜀乱》。
② 欧一陽一直《蜀乱》说李乾德兄弟是被大西军“沉之江”。
沈荀蔚《蜀难叙略》所记情节与《蜀乱》大致相符，但说袁“韬走荣县被擒，李乾德亦被执，后与其弟升德赴水死”。
① 顺治十三年六月左都督暂管郧襄水师事于大海揭帖。
② 顺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大海奏本自称“四川靖南侯加封郑国公、今投诚臣于大海”，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九九页。
③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艺文》记：“至辛卯（顺治八年，1651）献孽孙可望称秦王，从滇下黔入蜀，势并诸营。
檄连占春，不听。
七月内，贼至，占春溃，遂同于大海放舟下楚，投诚于国朝，而涪已空矣。”
④ 上引顺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大海奏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