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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章 周公姬旦

出师东征平息叛乱

为了统治商朝的遗民,武王把原来商王直接控制的领地分成三个区:原殷都朝歌以北地区(今河南省汤一陰一县一带)为豳,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一说霍叔居豳)掌管;朝歌以东地区(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为卫,封给武王的弟弟管叔鲜掌管;朝歌以西地区(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封给武王的弟弟蔡叔度掌管。

此外,封周公于鲁(今山东省曲阜市)。

灭商归来,在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

由于日夜一操一劳,武王身染重病。

周公焦虑万分,虔诚地向先祖太一王、季王、文王祈祷。

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

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

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

在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

尽避周公真诚地愿意代替武王而死,但祈祷是无用的。

不久,武王还是病笔了。

武王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

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

武王死后,周公立武王之子诵继位,这就是成王。

成王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

面对国家初立,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应付复杂的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周公肩上。

周公摄政,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意。

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周公排四,管叔是兄,周公是弟,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

所以管叔不服。

蔡叔虽然行五,但他的态度支持管叔。

他们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

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商朝旧势力的代表、封于豳的武庚禄父一同起来反对周公,发动叛乱。

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

这对刚刚建立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

如果不平息叛乱,周朝先世经营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于一旦。

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周公临危不乱。

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一团一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

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

否则我无颜回报太一王、季王、文王。

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

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

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的叛乱。

出征前进行了占卜,周公向臣子们讲了一番话,他说:“殷人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力量,就想乘着我们内部混乱,起来造反。

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掉的权位,说什么他们‘光复旧业的机会到了!’妄图再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属国。

这是白日作梦!我告诉大家,殷人里头有一伙人,愿意出来帮助我们,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平定叛乱,一定能保住文王和武王的功业。”

又说:“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

为了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一次,卜兆表明,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我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这是动员、也是命令,臣子们听了,众志成城,随同周公一起东征。

周公的话,史官记载下来,这就是《尚书》里的《大诰》。

周公东征,是一场很艰苦的战争,是武王代纣之战的继续。

这次战争持续了三年,终于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联合的武装叛乱。

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

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品德高尚,为人善良,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

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

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他封到新蔡。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东进,消灭了参加叛乱的五十多个小一柄一。

周公东征的胜利,粉碎了以武庚为头子的反动势力的复辟一陰一谋,把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封国建邦 拱卫王室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

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

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

周公把弟弟康叔封派到商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建立卫国,为卫侯。

分给他殷民七族,大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

康叔封的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还有八师兵力。

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

为了使康叔封强化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封发布《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

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经过战乱后安定下来,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

康叔封上任的时候,周公特别嘱咐他说:“小人是难治理的,你要尽心竭力去作,不要贪图安逸玩乐,那样才能把殷民治好。

我听人说;‘民怨不在大,也不在小,在于使不驯服的人驯服。

使不努力的人努力。

你的职务就是把我们周王的事业发扬光大,安定殷民成为我们周朝顺从的百姓。”

如果殷民反抗,周公告诉康叔封,要实行坚决镇压。

他说:“假如当政的人不对罪犯实行惩戒,上天给我们的法律就会紊乱和废弃。

我们应当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去惩处那些不可宽大赦免的人。”

但是,“执行刑罚要慎重。

人有小罪,如果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明知故犯、坚持不改,其罪虽小,不可不杀。

人有大罪,如果出于一时过失,不坚持错误,不顽固到底,能自首悔罪,无所隐瞒,其罪虽大,也可不杀。”

周公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兄弟,把他的一套统治办法带到卫国去。

周公的长子伯禽,封到鲁(今山东省曲阜市)地区,建立了鲁国。

分给伯禽殷民六族,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业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

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城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北),这次姜太公平定叛乱有功,封地扩大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建立了齐国。

周公的同姓召公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

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

此外,唐叔(成王的弟弟)封在以前夏朝的所在地(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建立了晋国;纣王的哥哥微子反对纣王,也反对武庚叛乱,因此也受了分封,在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了宋国。

周公还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

据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周公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安插在全国各个重要据点,这样,周王室就处在一个安全的屏障之中。

此外,各诸侯国又在国内把一部分土地分赐给大夫,称为采邑。

这一系列大小奴隶主,构成了周朝统治全国的基础,也组成了以王室为中心包括许多诸侯国的统治体系。

周公还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中央有太师、太保,辅助周王统治天下;有三事大夫:常伯、常任、准人,分别管理地方民事,选任政一府官吏,负责司法审判等;有六大: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别负担诸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活动;还有司徒(管农田耕作)、司空(管官职事)、司马(管军事军赋)、司寇(管司法)、虎臣(管宫廷侍卫)、膳夫(管出纳三命)、趣马(管天子马匹)等等。

这些统称“内服”职官,都是专管朝廷事务的。

此外,还有许多“外服”职官,如侯、甸、男,是处理诸侯国事务的。

在诸侯国内和卿、大夫的采邑里,也设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组织。

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着从属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和周天子保持着严格的宗法关系。

宗法关系的中心是确认嫡长子的继承权。

嫡长子的继承权有明显的政治一性一质,他不仅可以继承财产,而且可以继承政治地位。

周朝实行同姓不婚制度,异姓之间结婚不受限制,这样。

周天子和异姓诸侯之间,就有以依靠通婚建立起血缘联系。

所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伯,称异姓诸侯为甥舅。

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周公以前就有,但是到周公执政和辅佐成王期间,这些制度更加完备了。

周公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凭借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把他对付殷人的那一套政策贯彻下去。

周公实行这套办法是有效果的,经过10年努力,到成王当政时,政令可以下达到各封国的各国官吏。

周朝的统治终于巩固了。

营建洛邑还政成王

周朝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远离中原,偏于西部。

周公东征班师以后,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一陽一市西),以便有效地控制东方,就近镇压殷族奴隶主的反抗。

周公辅政的第5年,正式营建洛邑。

这年5月,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

卜兆表明廛水西、廛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

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

内城方1720丈,外城方7O里。

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又称新洛邑。

在洛邑营建成之前,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

所谓礼,指的是阶级社会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

礼非常复杂和烦琐,几乎包括了贵族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

概括起来有5类:一为吉礼,用于祭扫鬼神。

二是凶礼。

用于丧葬凶荒。

三为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为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为嘉礼,用于饮宴婚冠。

所谓乐,就是音乐。

这在当时是少数奴隶主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用什么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滥用。

礼和乐相辅相成,是巩固周朝等级制度的手段。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

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

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

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

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一爱一护百姓,励一精一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

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一婬一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

他举例说:当年殷王中宗在位,作事严肃谨慎,行动瞻前顾后,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纵一情享乐,荒废政事,所以做了75年国君。

高家也善于治理国家,上下没有怨言,做国君达59年。

祖甲长期在下面当下民,懂得民间疾苦,因此他继位以后,能一爱一护百姓,施以恩惠,不欺侮鳏寡,治国达33年。

此后继位的国王,生下来就只会享受,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晓得耕作的辛苦,不重视小民的劳动,所以,在位时间都很短,或者十年八年,或者五六年,或者三四年。

他谆谆告诫成王,教导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土,治理好国家。

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和辅佐,是有效果的。

成王执政后,能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发达。

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周公为了周王朝的事业,用尽了毕生的一精一力。

到了晚年,他回到封的地方。

后来得了病,临终前嘱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

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周公葬在毕原(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那里有文王陵和武王陵。

把周公和文王、武王葬在一起,是表示周公的功劳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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