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流业第三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囗辨，有雄杰。
适宜从事重要职务的人才，大概有十二种：有品德高尚且其行为可以作为楷模的清节家；有擅长制定法规的法家；有胸藏谋略的术家；有德、术、法兼备的国体之人；有通权达变，善于解决问题的器能之人；有德高望重但不能宽宏大量地对待别人的臧否之人；有手段灵活但没有长远眼光的伎俩之人；有足智多谋但不够公正的智意之人；有下笔千言的文学人才；有能传播圣人学说的儒学之士；有口才一流的口辩之士；有胆识过人的雄杰之士。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
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
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
道德品行高尚，仪容举止可效法的人，可称为清正家（高风亮节），如延陵、晏婴。
建立法令制度，善于强国富民，可称为法家，如管仲、商鞅。
通晓天地间道化万物的道理，善于出奇谋划妙策应对各种变化，可称为术家，如范蠡、张良。
【说明】延陵：指春秋时期吴国的贤人王季札，季札为人谦让，曾两次把王位让给哥哥王诸樊与侄子王僚。
因他被封于延陵，所以时人称他为延陵季子。
晏婴：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历事齐灵公、齐庄公和齐景公，并任齐景公的宰相达四十年。
晏婴足智多谋，勤政爱民，对上忠心耿耿，对下以身作则，由于晏婴的存在，齐国强盛一时。
管仲：春秋时期齐桓公的相国，他主张鼓励生产，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他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商鞅：战国时卫人，姓公孙，名鞅，因战功所得封地在商，所以又称为商鞅或商君。
他在秦国当了十几年的相国，辅佐秦孝公富国强兵，他提出变法的主张，在秦国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修战守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使秦国日益强大。
秦孝公死后，被贵族陷害，车裂而死。
范蠡：春秋时楚国人，他在越国担任大夫，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辅佐越王勾践发愤图强，最终灭了吴国。
他深知越王勾践可与共患难，不能共享乐，于是离开越国，在其他国家经商，在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因曾在陶地自称朱公，后人称他为陶朱公。
张良：汉初大臣，祖与父在韩国五世为相，秦灭韩后曾图谋恢复韩国，在博浪沙（今河南原一陽一东）行刺秦始皇未果，逃至下邳（今一江一 苏睢宁北），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
秦末大乱归顺刘邦，成为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重要谋臣。
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
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华，且三种才华都能达到很高水平，其品德的感召力足以正肃风俗，其法律、法令足以匡正天下，其施展权谋、运筹帷幄足以决胜千里，称为国体之人，如伊尹、吕望。
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华，但三种才华水平不高，其品德的感召力足以统率一方，其法律、法令足以端正一乡，其谋略足以权衡一事之利弊，称为器能之人，如子产、西门豹。
【说明】伊尹：辅佐成汤建立商朝的功臣。
他原是有莘国的一奴一隶，成汤娶有莘国君女儿为妻，伊尹作为陪嫁一奴一来到成汤的部落。
伊尹善烹调，他用做菜的道理比喻治国之道，成汤便把他提拔为自己的助手，任以国政，后来伊尹辅助成汤伐夏取得天下。
吕望：周朝的开国功臣。
本姓姜，名尚，字子牙，因其先祖受封于吕地而改姓吕。
吕望年轻时穷困潦倒，怀才不遇，年老时在渭水边钓鱼遇见周文王，两人相见恨晚，周文王任命他为军师。
周武王即位后，尊他为师尚父，他辅佐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因功封于齐，为齐国始祖。
子产：春秋时郑国人，历事郑简公、定公、献公、声公四朝。
当时诸侯争霸，弱小的郑国处于强国之间，岌岌可危，因子产善于化解矛盾，才使郑国平安无事。
西门豹：战国魏人，魏文侯时担任邺县的县令。
当时邺县的三老勾结女巫骗取百姓钱财，每年择民女投入漳河，谓之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上任后，把三老与女巫投入河中，为当地除害。
并动员民力开辟十二道水渠，引漳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把邺县治理得很好。
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
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
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
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馀，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
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
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
与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华有区别，各自专一精一一项而成一流派。
类似清节家之流，不能宽容弘大，喜欢求全责备，明辨是非，称为臧否之人，如子夏之类人物。
类似法家之流，不能开创思路而深谋远虑，只能接受地方官职，运用心智而施展巧计，称为伎俩之人，如张敞、赵广汉之类。
与术家类似，但不能创立制度及确立定则，遇事能随机应变，智谋有余，但公正不足，称为智意之人，如陈平、韩安国之类。
所论八种人才，皆以德、法、术为基础。
虽分别为不同之流，全部是能成就事业的人才。
【说明】子夏：春秋时卫国人，为孔子之弟子，孔子曾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夏擅长文学，魏文侯拜他为师。
孔子死后，子夏在河南西河讲学，对传播孔子学说颇有贡献。
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张敞：汉宣帝时担任太中大夫、京兆尹、冀州刺史等职务，敢直言，明赏罚。
赵广汉：汉宣帝时担任颍州太守、后迁京兆尹，诛杀豪强原氏、褚氏等，执法不避权贵名震一时。
陈平：汉初一陽一武人（今河南原一陽一县），先随项羽，后归刘邦。
好读书，一精一于谋略，用反间计令项羽除去谋士范增，用爵位笼络大将韩信。
惠帝、吕后时任丞相，因吕后专一政 而不问政事，吕后死后，与周勃定计杀诸吕，迎立文帝后任丞相。
韩安国：汉朝成安人。
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起兵，他率兵击退吴兵于梁国东界，因此事而扬名。
汉武帝元光六年，匈一奴一大举入侵，他担任材官将军，屯军于渔一陽一，因兵败受谴责，悲愤而死。
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
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
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囗辩，乐毅、曹丘生是也。
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善写文章、能够著书立说的人，称为文章之人，如司马迁、班固。
能够传播圣人的业绩，而不能从政做事，称为儒学之人，如毛公、贯公。
善于辩论未必符合真正道理，却能应对巧妙、自圆其说，称为口辩之人，如乐毅、曹丘生。
胆识武力超越众人，才能谋略不同凡响，称为骁雄之人，如白起、韩信。
【说明】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太学家、思想家。
字子长，夏一陽一（今陕西韩城）人，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后因李陵案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班固：东汉史学家。
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一陽一）人，初因修国史被人告发下狱，出狱后任兰台令史，后为典校秘书，奉诏完成其父史书，历二十余年修成《汉书》、
毛公有大小毛公两人：大毛公是毛亨，著有《训诂传》，小毛公是毛苌，治《诗经》。
贯公：西汉学者，是研究《左传》的学者。
乐毅：战国时魏人，精通兵法，燕昭王拜他为上将军，五年间联合赵、楚、韩、燕、魏五国攻下齐国七十余城。
曹丘生是楚地辩士，当时季布行侠仗义的事迹经他宣扬之后，声名大噪。
白起是战国时秦国名将，曾攻陷七十余城，因功封武安君。
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军，并坑杀赵之降兵四十余万人。
曹丘生：西汉楚人，以辨才著称，是名将季布的座上宾。
白起：战国是秦国名将。
曾屡建战功，夺得山东六国七十余城，应功封为武安君。
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坑杀赵军俘虏四十余万。
后被相国范睢所迫自一杀。
韩信：汉初诸侯王。
初随项羽，后归刘邦，拜为大将。
一精一于用兵，封为楚王。
因告发谋反而降为淮一陰一侯，后又被告与人勾结在长安谋反，为吕后所杀。
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
主德者，聪明平淡，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
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
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
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
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
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
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
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
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
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
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
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
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
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
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
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
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以上所论十二种才能的人，都适合担任朝廷大臣，而做明君的德性不包括在内。
明君，应是聪明平淡，让各种有才能的人各司其职、各尽其才而不会事必躬亲。
因此，明君应遵循的原则确立了，则十二种人才都有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
德高望重的清节家，可担任道德教化的师氏职务；法家类型的人，可担任主管刑狱的司寇职务；术家类型的人，可担任“三孤”（少师、少傅、少保）职务辅佐王公；具备德、法、术三材的国体之才可担任“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职务；兼有三材但不够完备的器能之才，可担任统领百官的冢宰（后称为宰相）职务；臧否类型的人，可担任师氏的助手；智意类型的人，可担任冢宰的助手；伎俩类型的人，可担任主管制器、工程的司空（掌管工程）职务；儒学类型的人，可担任教育安民的职务；文章类型的人，可担任国家的史官；口辩类型的人，可担任主管礼议和外一交一 、接待的职务；骁雄类型的人，可担任将帅。
这就是明君之道能确立则臣子之道即可按部就班，各种人才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那么太平盛世就会出现。
如果君王不甘心平淡无为（大事小事都抓），只对某一类型的人才感兴趣，则此一类型的人才容易掌握权势，会出现其他各种才能的人失去发挥才能的混乱局面。
【总结】“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
君王应该“劳于求贤，逸于治事”，把“求贤”和合理用人作为第一要务，切忌事必躬亲，把一精一力消耗在处理各种事务上面。
只有君王正确把握“君道”，十二种人才才能施展各自的才华，把国家管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