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2),则不可而《墨子》二十九 ∏命(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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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 二十九 ∏命(1)中

墨子

二十九 ∏命(1)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2),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3)。

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

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

故使言有三法。

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其本之也(4)?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

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

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

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

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一声者乎?则未尝有也。

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一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

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

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

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

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5)?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6),慎言知行(7),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

故上得其居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

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

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一婬一,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8),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

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

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

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9)。”

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

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10),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

’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

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

有于三代不国有之(11),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

于召公之《执令》亦然:“且(12)!政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13)。”

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

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注释]

(1)此篇与《非命上》意同。

(2)由:当作“为”。

(3)于:此处通“乌”,疑问词。

(4)此句下失“或以命为有”一句。

(5)故:依孙诒让说作“胡”。

对:即怼,愤恨意。

(6)桀:通杰。

(7)知:当作“疾”。

(8)厉:即绝灭后代意。

(9)用:当作“厥”,丧灭意。

(10)居:疑为“虐”。

(11)不:疑作“百”。

(12)且:通“徂”,往、去意。

(13)此句当作:“吉不降自天,自我得之。”

[白话]

墨子说:“凡发表谈话、写文章的原则,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

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

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识,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

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

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

怎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

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

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

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

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

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

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

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

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

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侯,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

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

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

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并不是这样。

现在说“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

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

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

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

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

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

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

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一位的人。

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

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

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

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

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

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

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

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

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

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

粉饰“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

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

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宣布天命于世,所以天帝痛恨他,丧失了他的军队。”

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命”,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

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纣很暴虐,不肯

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

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

这是说纣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

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

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

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

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

在商夏时的诗、书中说:“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

主张“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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