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八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
历时十五年、遍及十七省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其规模之浩大，战事之激烈，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为农民革命战争史上所罕见。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这次战争中坚忍不拔，英勇奋斗，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勇敢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一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封建经济基础仍然根深蒂固。
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因此，太平天国革命本质上依然是一场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它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一主主义革命范畴的种种任务。
然而，革命的声势如此波澜壮阔，革命的纲领和政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要完备的太平天国革命，最终遭到失败，其原因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义，在开始时，它的力量总是弱小的。
如果起义的领导者主观指导正确，就能逐渐壮大自己，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清王朝，控制着全国政权，拥有八九十万军队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特别是1860年以后，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人民起义，给太平天国革命战争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尽避如此，由于太平军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而且顺应人心思变的潮流，如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是在主观指导上存在许多错误，是有可能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
这里着重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对太平天国领导者所犯错误加以探讨。
一、政治方面的失误
（一）没有形成能统筹全局和一团一结一致的坚强领导核心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虽然形成了一个以洪秀全为首的六王领导核心，但内部存在着广东、广西等派别和较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
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之间不仅宗派情绪有所发展，而且迅速滋长了享乐腐化思想，争权夺利，终于导致最高领导集一团一内部的相互残杀，产生了最大的领导危机。
天京内讧以前，洪秀全未能善处矛盾，事后又没有正确汲取教训。
他不是大胆地选拔和重用有威望有才能的将领，组成新的领导核心；相反，却增加了疑忌心和宗派情绪，开始搞家天下。
石达开被迫出走以后，天京的军政大权一操一于洪氏家族手中，引起不少将领的埋怨和不满。
到了晚期，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陈玉成、李秀成等有作为的年轻将领支撑危局，但对他们同样不是真心信任，竟滥封诸王，致使陈、李不能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结果助长了分散主义，甚至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没有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有权威的领导中枢，对前线也就不能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调度。
清军则相反，由开始时的多头指挥逐渐改变为由曾国藩集中统一指挥。
这是太平军在后期战争中经常失利，并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未能制定一套适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形成革命的大联合
洪秀全等用拜上帝教的形式，创立了一套以朴素的平等思想为内容的农民革命理论，对于发动农民群众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他们硬要人们只拜“独一真神”“皇上帝”，企图用在中国社会中没有群众基础的外来的宗教迷信代替旧有的宗教习惯，不仅一般群众难于接受，而且造成了与以中国社会旧有宗教为号召的其它各种起义组织的隔阂。
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全国掀起了革命的高一潮，但是太平天国基本上没有能把各地的起义武装一团一结起来，形成广泛的革命的大联合。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反对某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对于解放农民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他们自身却不能冲破封建思想和旧礼教的罗网，在建都金陵以后，竟将封建等级和世袭制度以及“三纲五常”等与神权相结合，作为巩固其政权的工具，结果日益走向封建化，并愈来愈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坚决斗争一精一神，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
但在斗争过程中，没有把打击的矛头集中在清王朝以及依附于它的大地主大官僚身上，而是无区别地把中小辟僚以及清军中的下级官弁等也列为“妖”类而加以打击，因而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队伍。
此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为农村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政策，为城市制定的取消商品交换的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一女分居的社会生活制度，虽然后来作了改变，但已造成不一良影响，为敌人进行反对太平天国的恶意宣传提一供了可乘之隙。
上述种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革命大联合的形成，而没有革命大联合，自然难以推翻当时还比较强大后来又得到资本主义列强支持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三）不善于罗致人才，缺少谋士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领一导一人中，有的虽有一定的文化，但毕竟阅历不深，知识有限，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知之不多，缺乏全面地分析形势和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的能力。
但只要他们能象历史上某些起义领袖那样，广招贤士，虚心求教，是可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和领导经验不足的。
可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寻求更多胸怀韬略的有识之士，使他们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出谋献策。
定都金陵后，洪秀全日益滋长保守和封建迷信思想，最后竟发展到“信天不信人”的荒谬地步，当然更谈不上礼贤下士、网罗人才了。
而没有招纳和培养一批有才能的政治家、战略家，这不能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事方面的失误
（一）忽视军队的提高与巩固工作
金田起义时，洪秀全等对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并实行圣库制度，以保证部队的供给和将士的清廉。
太平军内部还有一套教育训练制度，使部队的军政素质不断提高，因而能以少胜多，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早期的太平军还注意发挥各类人员的特长，及时组建新的部队。
如由挖煤工人组成的“土营”，在城市攻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船户组成的“水营”，在攻占武昌和进军金陵的作战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建都金陵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却忽视了部队的提高和巩固工作。
由于对控制长江的重要一性一认识不足，忽略了加强水师的建设，没有将战船和运输船分别编组，不注意改进战船和船炮的技术一性一能，加强战船的作战训练，以提高水师的作战能力。
因此，在西征作战中遭到惨重损失，丧失了水上控制权。
此外，在已经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组建“马队”和“炮队”等新的兵种。
这些，都影响了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
天京内讧后，太平军的元气受到很大损伤。
后来吸收了大批新战士，游民和散兵不断增加，部队的成分远不如以前纯洁。
面对这种情况，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致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明显下降。
后期的不少战斗，太平军虽在兵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却屡为清军所败，除了作战指挥方面的原因外，与部队的战斗力下降也是直接有关的。
随着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日趋腐化，将士中的离心倾向和悲观失望情绪也逐渐发展，以致后期率众叛降事件不断发生。
这对太平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很大的削弱和打击。
（二）战略决策屡犯错误
太平军出广西，越湖南，攻武汉，取金陵，威震中外。
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必然加紧调兵遣将，全力堵截和进剿。
而当时太平军的兵力还很有限，受“围剿”的态势尚未改变，也没有建立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基地。
可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却陶醉于初步取得的胜利，对彼己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作出了不符合客观条件的既北伐又西征的战略决策，在无法实施战略协同的两个方向同时出击。
结果，北伐军全部覆灭。
西征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虽然占领了武汉、九江、安庆和其它部分地区，但未能在天京上游建立起连成一片的根据地。
这种战略决策上的错误，使太平军损失惨重，坐失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和战略上的主动权。
此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军事上开始由冒险变为保守，一系列大的作战行动都是围绕保卫天京而进行的。
虽然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并乘胜开辟了苏南根据地，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仍然未能客观地分析形势，认真研究敌情，确定主要打击方向，以致在战略决策上又接连犯了几次错误。
当时，苏浙方向的清军由于兵力薄弱，基本上采取守势，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的外衣，因此，对天京的威胁主要来自上游的湘军。
太平军只有在西线集中兵力，击败湘军，才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
可是，当李秀成部攻占苏南大部县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后，不是立即回师西进，而是继续向上海发动进攻，直至湘军大举进犯时，才将主力转向西线，而此时已失先机之利。
在安庆解围作战中，陈玉成、李秀成两部，又未能根据湘军兵少和后方空虚等弱点，坚决攻取武汉，横扫两湖、江西，切断湘军补给线，打乱其进攻部署，以争取主动。
嗣后，江北诸军为救安庆而被迫决战，江南主力（李秀成部）则回师江浙，再攻上海，形成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
安庆失守后，洪秀全株守金陵，坐待敌人来攻。
他既不迅速调集兵力迎战湘军，也无长远决策，听任战局自流发展。
直到天京被围，才赶忙催军救援，致使战局陷入危殆。
最后，在只有弃城别图一线希望时，仍顽固地坐以待毙，终至完全失败。
在战略决策方面，老一奸一巨猾的曾国藩显得略高一筹。
他根据历史经验，认为要打败太平军，必须首先占领天京上游的战略要地安庆，然后逐步东进。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甚至以种种借口违抗清廷关于分兵援救苏、常的命令，坚持集中兵力围攻安庆，并终于达到了目的。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既不认真研究敌人，也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战略修养，以致战略指导上逊于敌人，这也是军事上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
建都金陵以后，太平军在三河镇大捷以及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作战中，注意集中优势兵力和实施统一指挥，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
但在不少次作战中，不是由于兵力不集中，就是由于指挥不统一，因而造成失利。
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从而导致作战失利的明显战例，是安庆会战。
当时，参战的太平军在兵力上占有数倍于敌的优势，但是，对于这样大的作战行动，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仅没有指定最高前线指挥员，而且江南的四路部队也无统一指挥，结果形成各打各的，甚至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徒有兵力优势而形不成拳头，不能在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为少于自己的湘军击败。
之所以如此，前期主要由于骄傲轻敌，企图速胜；后期主要由于没有有权威的最高统帅和滋长了分散主义。
曾国藩在取得湘潭、武汉之战胜利后，也曾犯过分兵冒进的错误，吃过被太平军分割、围困的苦头。
但他以后汲取了教训，基本上采取集中兵力于天京上游，并在作好充分准备之后才逐步推进的方针，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而太平军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却始终没有改变分兵作战的状况，因此不但不能更有效地歼灭敌人，反而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偏重于城市攻防战，忽视在机动作战中大量歼敌有生力量
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争中，除石达开部走上流寇主义道路外，长江两岸的太平军主力主要是进行城市攻防战，不重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长于攻城是太平军的一个优点，但围绕几个主要城市同敌人反复争夺，特别是把天京作为一个最大的包袱背了起来，为保卫天京而不惜牺牲和消耗，牵动全局，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亡军亡城的严重恶果，实为一大失策。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取得一定胜利后，滋长了享乐思想，政治上也就日趋保守。
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懂得城市保卫战必须与野战相配合，不懂得只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才能有效地保卫城市，而消极地保卫城市，必然落得个人地两空。
由于不重视野战歼敌，在攻城和解围作战中，往往在城外死守营垒，以阻援敌，而不是创造战机伏击、袭击援敌；在进攻敌人营垒时，往往只注意正面强攻，不注意侧后迂回包围，致攻破敌营后，不能及时截歼逃敌，打不了歼灭战，使敌人得以散而复聚，重新构成威胁；在防御作战中，往往单纯依托阵地进行正面阻击，或节节退守城镇，与进攻之敌拚消耗，不注意设伏诱敌，或从敌后袭扰、牵制敌人；在敌人分路进攻的情况下，不愿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城镇，集中兵力于机动位置，出其不意地围歼敌之一路，再及其余，以各个击破敌人。
不注意学习野战歼敌战法，是太平军军事上的一大缺陷。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一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