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白话版
刘芳传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汉代楚元王的后人。
六世祖刘纳，晋代任司隶校尉。
祖刘该，任刘义隆政权的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
父刘邕，刘骏政权的兖州长史。
刘芳出继给伯父刘逊之当儿子，逊之，任刘骏政权的东平太守。
刘邕参与刘义宣的事情，身死彭城。
刘芳跟随伯母房氏逃窜青州，逢大赦获得自一由。
舅房元庆，任刘子业青州刺史、刘文秀建威府司马，被刘文秀所杀。
刘芳母子进入梁邹城。
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顺，刘芳北迁为平齐百姓，时年十六岁。
魏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
刘芳到京城，来到李敷府上，崔以刘芳四处流一浪一为耻，拒绝见他。
刘芳虽然处于穷苦窘迫之中，但学业仍未荒废，他聪敏过人，笃志经典。
白天读书终日，以自资给，夜则诵读，终夜不睡，以至有典衣度日之困，而他却淡然自守，不急急于荣利，不戚戚于贫贱，写下《穷通论》以安慰自己。
刘芳为诸僧抄写经论，字迹很漂亮，一卷价格一匹布，一年之中能收入百余匹布，像这样持续了数十年，赖此度日，情况渐渐好起来。
由于刘芳与有德学的著名僧人，经常交往。
当时南方有位和尚叫惠度因事被责，不久暴亡，刘芳因此被牵连，文明太后把他召入宫中，一抽一了一百鞭子。
当时，宦官李丰主持这件事，他知道刘芳笃于学业，志行很高，便在太后面前讲起他，太后听说，有些惭愧。
正逢萧赜的使者刘缵来了，他是刘芳的同族兄弟，太后提拔刘芳为主客郎，与刘缵应对。
不久被拜授为中书博士。
后来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人一起任中书侍郎，不久帝诏刘芳与邢产到东宫教授太子经书，迁任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
跟随车驾到洛一陽一，刘芳在路途上及到京城，总是侍坐太子讲读孜孜。
刘芳才思深渊敏捷，特别一精一于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其擅长音训，辨析字义确当无疑。
从这以后，他受到的礼遇日盛一日，得到的赏赐也很丰厚优渥，被正除为员外散骑常侍。
不久兼通直常侍，跟随皇帝车驾南巡，撰述行一事，不久正除。
王肃投奔皇魏，高祖十分器重，朝野为之瞩目。
刘芳没机会与他相见。
高祖在华林宴请群臣，王肃说到“古时候只有妇人有成年礼，而男子则没有”。
刘芳说：“推寻经书《礼》正文，古时候女子男子都有此礼。”
王肃说：“《丧服》说男子免而妇人结丧髻，男子戴帽而妇人插笄。
像这样，则男子不应该有插笄以示成年的礼制。”
刘芳说：“这专门说的是不幸的凶事。
《礼》：‘初遭丧，男子免冠，这时妇人则结丧髻；男子戴帽，则妇人插笄。
’这说的都是应时而变，而男子、妇人免冠结髻、戴帽插笄表示伤悼的方式不同。
又冠尊，所以代替了其插笄。
而且这是换言互称，并不是说男子无笄。
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夜晚鸡开始鸣叫时，梳洗插笄。
’由此而言，男子有笄也就很明确了。”
高祖赞赏这番议论，玩味了很久。
王肃也觉得刘芳说得很对，说：“这莫非就是刘石经吗？”
过去汉代建造三字石经放置在太学，学者有什么文字上的问题，多到那里校质。
刘芳音义明辨，有疑问的人多前往询咨访求，所以当时人称为刘石经。
酒宴完毕，刘芳与王肃一起出去，王肃握着刘芳的手说：“我从小留意《三礼》，在南方与诸儒生一起，经常一起讨论，大家都说此义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今天听到你这番解释，顿时去掉我平生之惑。”
刘芳理义一精一通，都像此字这样。
高祖迁居洛一陽一，经过朝歌，见到殷商比干的墓冢，怆然悼怀，撰文吊惜。
刘芳为之注解，表奏呈上。
帝下诏说：“看卿的注文，很是广富渊博。
但是辞藻不如屈、宋，义理不如张、贾。
既然有此雅致，便可把它付印集书。”
帝下诏因刘芳经学一精一深博洽，超阶迁授国子祭酒。
刘芳因居母丧离职。
高祖南征宛、邓，起任他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从太尉、咸一陽一王元禧攻打南一陽一。
萧鸾将领裴叔业入侵徐州，疆场之民，大都很想归顺裴叔业，高祖很担忧，任命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
徙迁兼任侍中，随征马圈。
高祖在行宫去世。
及世宗即位，刘芳为他手加莽袍冠帽。
高祖的遗体从装殓到启祖、山陵、练除、丧事的自始至终，都是刘芳一手一操一办。
咸一陽一王元禧等人奉高祖遗诏，命令刘芳入宫教授魏世宗经书。
等到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于敌，徐州大水，朝廷派刘芳抚一慰赈恤灾民。
不久被授职正侍中、祭酒，中正官职照旧。
刘芳上表说：“大凡治理国家的，无不崇儒尊道，先设学校，即使政有质朴文饰，这一范式从不改易，这是由于它是万端资始，众务禀法的缘故。
唐、虞之世以前，典籍不存；盛周以来，学校任居虎门。
《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美以女微诏王。
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执掌国中过失的事情，以之教诲国臣子弟。
’蔡氏《劝学篇》说：‘周朝师氏，居虎门左，阐释六艺，以教国子。
’而今的祭酒，就是周朝的师氏。
《洛一陽一记》：‘国子学官与天子一宫殿相对，太学在开一陽一门外。
’案查《学记》说：‘古代王者，建立国家，亲一爱一人民，都以教学为先。
’郑氏注释说：‘内则设立师保以教，使国中子弟学受，外则有太学、庠序的官职。
’由此而论，国学在宫殿之内，太学在皇廷之外，很明确了。
案如《洛一陽一记》，还是仿此设置的。
臣愚蠢地认为：现在既已徙县崧、鏶，皇宫迁居伊、洛，宫殿府寺，都依旧式，至于国学，怎么就不照原样了？校比旧事，其位置应在宫门左边。
至如太学，旧基仍在，仍旧营构。
又过去太和二十年(496)，朝廷下诏设立四门博士，在四门置学宫。
臣按：从周朝溯上，学校只有两种，或尚西，或尚东，或者以在都城为贵，或以在郊郭为上。
到了周代，学校有六。
师氏居内，太学在国都，四小学在郊郭。
《礼记》说周人‘养众老于学校，学校在国都四郊’，《礼》又说：‘天子设立四学，当入学而太子立。
’注云：‘四学，周代国都四郊的学校。
’案《大戴礼记163·了他的意见。
迁任中书令，祭酒官职照旧。
出任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刘芳为政儒慢缓顺，不能禁止一奸一邪盗贼，但廉洁清正，寡求少欲，无犯公私利益。
还朝后，参预议定律令。
刘芳斟酌古今，成为大议的主要人物，律令中损减增益的内容，大多出自刘芳的意图。
魏世宗以朝廷礼仪多有缺损，其一切议论，都交给刘芳修正。
于是朝廷中吉凶大事都找刘芳咨询访求了。
转任太常卿，刘芳以所设置的五郊以及日月的位置，离都城的里数于礼有相违背的地方，又加上对灵星、周公的祭礼仪式，觉得不应该隶属太常寺，于是上疏说：
“臣闻国家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郊祀的根本，实质是在审定位置。
所以列圣区别之言，彰明浩浩典籍；先儒正确之论，昭著于经史。
为臣学识谈不上通经，业也不能说通古，怎敢轻率地奏陈瞽妄之言，妄陈管见之说。
臣窃见所设置的祭坛祀祠远近的法度，考证典制，或许有欠妥的地方，臣既忝居此职，请陈肤浅之见。
“《孟春令》说‘其数八’，又说‘迎春于东郊’。
卢植说：‘东郊，八里郊也。
’贾逵说：‘东郊，木帝太昊，距京都八里。
’许慎说：‘东郊，八里郊也。
’郑玄《孟春令》注云：‘王者居明堂。
《礼》曰：王者出城十五里迎岁，是殷代礼制。
《周礼》曰，在离城十五里的近郊祭祀。
’郑玄另注说：‘东郊，离都城八里。
’高诱说：‘帝迎于东方，坛祠在离都城八里的郊郭。
’王肃说：‘东郊，八里，因木数。
’这都同是春郊坛祠离都城八里的明据。
《孟夏令》云‘其数七’，又说‘迎夏于南郊’。
卢植说：‘南郊，七里郊也。
’贾逵说：‘南郊坛祠，祭火帝炎帝，离都城七里。
’许慎说：‘南郊坛祠，在离都城七里的郊郭。
’郑玄说：‘南郊，离都城七里。
’高诱说：‘南郊，七里郊也。
’王肃说：‘南郊坛祠，离都城七里，因于火数。
’这又是南郊坛祠离城七里的详细根据。
《中央令》说：‘其数五。
’卢植说：‘中郊，五里之郊也。
’贾逵说：‘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所以说兆五帝于四郊。
’郑玄说：‘中郊，在西南未地，离都城五里。
’这又是中郊五里的明据。
《孟秋令》说‘其数九’，又说‘迎秋于西郊’。
卢植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的郊郭。
’贾逵说：‘西郊，祭金帝少..，在离都城九里的地方。
’许慎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的郊郭。
’郑玄说：‘西郊，去都城九里。
’高诱说：‘西郊坛祠，在离城九里郊郭。
’王肃说：‘西郊，九里，因金数。
’这又是西郊九里的明据。
《孟冬令》说‘其数六’，又说‘迎冬于北郊’。
卢植说：‘北郊坛祠，在离都城六里的郊郭。
’贾逵说：‘北郊坛祠，祭祀水帝颛顼，在离城六里的郊郭。
’许慎说：‘北郊坛祠，在离城六里的郊郭。
’郑玄说：‘北郊坛祠，离城六里。
’高诱说：‘北郊，六里之郊也。
’王肃说：‘北郊六里，因水之数也。
’这又是北郊六里的明据。
宋氏《含文嘉》注说：‘《周礼》，王郊千里，二十分其一为近郊。
近郊五十里，一百里则为远郊，迎祭王气都在近郊举行。
汉代不设王畿，则以方比之数为郊郭的位置，所以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离都城五里。
’《祭祀志》说：‘建武二年(26)正月，开始制立郊祀于雒一陽一城南七里的地方。
这是依照元始年间(1～5)的做法，北郊在雒一陽一城北四里的地方。
’这又是汉代南北郊的明证。
今天的地点只按照这个选择。
至如离城三十里设立郊祀之坛，进与郑玄所引的殷、周两代的做法相违，退与汉、魏所行办法相背。
凡是邑城之外都称郊，今天计算四郊，应各以郭门为限度，距城里数依上典制。
“《礼》，朝拜日月，都在城的东西门外。
而今祭日月的位置，离城东西路程各为三十里，臣窃以为又未详审。
《礼》又说：‘祭日于坛，祭月于坎。
’而今计造如上。
《礼仪志》说‘设立高谋祠于都城南面’，不说离都城里数。
所以现在仍照旧。
灵星本不是礼制之事，祭祀出自汉初，专门为了祝祀田耕，总是隶祭于郡县。
《郊祀志》说：‘高祖五年(前202)，高祖诏示御史，命令天下设置灵星祠，祭祀用太牢，县邑的令长主祭。
’晋代祠祀令说：‘郡、县、国祭祀稷神、社神、先农，县又祭祀灵星。
’这是灵星的祭祀在天下众县的明据。
周公庙所以别设在洛一陽一，是因为姬旦创成洛邑，所以传祭洛一陽一，崇祠不绝，以彰明其功劳。
伯夷、叔齐的祠庙，也世世代代为洛一陽一界内的神祠。
而今都移祭太常，臣担心会与其本意相违。
天下祭祀错位的事情很多，都应该归应属的部门郡县修理，公私在所祭的地方祈请。
为臣窃以为太常寺所掌祭的郊庙神祗，自有其常限，不应该临时随意斟酌，如果随便乱来，则不免会一婬一侵祠祭常规。
二祠在太常，在洛一陽一，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然而具体做起来就应审其根本。
“为臣以庸懒卑陋，谬妄忝居今天的职位，为臣考索经典，博采群议，既无别样说法，可以说大致可以此为据。
而今年冬天劳作的间隙，野静人闲，便可迁移郊祠神坛，各方都很方便。”
皇帝下诏说：“所上奏陈确有明据，但是郊庙先朝置立已久，也就姑且依照旧式。”
这以前，魏高祖在代都诏令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王秀，加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理金石乐器，以及八音之器。
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上书奏请尚书仆射高肇，一起办理此事。
魏世宗下诏让刘芳一起处理。
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之事关系重大，不能马上下决断，如不广泛招延公卿大臣，广泛聚集大儒宿彦，讨论得失，研究是非，就会无法让它垂之万世，成为不朽的法式。
所陈得到采纳，数旬之内，朝臣频繁讨论三次。
在那时，朝中官员都觉得公孙崇既然专门管理此事已有很长时间，不应该有什么乖异谬妄的地方，讨论时大家各各默然无话可说。
刘芳于是探引经书，搜寻旧文，共相质难，所说都有明确的根据，认为乐器盈缩尺度都与典制有差距，不合典制范式。
公孙崇虽然也有一些应答，而往往答非所问，终而无法自圆其说。
尚书把这些情况述奏皇帝，帝仍诏委派刘芳另外继续考索典制，从此以后学者更加崇敬他了。
刘芳以社稷坛上无树，又上疏说：“依照《合朔仪注》：‘日有变化，用朱丝结绳，以之绕系社树三周。
’而今连社树都没有。
又《周礼·司徒职》云：‘设立社稷之墙，而树之以田主，各种上社庙所宜种的树木。
’郑玄注说：‘所宜种的树木，指像松柏栗树之类。
’这是一证。
又《小司徒·封人职》说：‘掌设君王的社墙，确立边界封土而种树。
’郑玄注说：‘不说稷，因为王主祭于社，而稷，是社的分支。
’这是二证。
又《论语》曰：‘哀公找宰我问社庙之事，宰我说：夏后氏种松，殷人种柏，周人种栗。
’这是根据土地情况而决定的。
这是三证。
又《白虎通》说：‘社稷所以有树，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尊崇它的标志。
也为的是让老百姓看到就产生敬仰之意，又是为了表彰其功。
’案此是正面解释所以有树的意义，而不是说有还是没有树。
这是四证。
这里说‘社稷所以有树的原因’，这样，稷庙中有树也应很明确了。
又《五经通义》说：‘天子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怎样？曰：社都只有垣墙而没有屋宇，在其中植树，可种木的是因为有土，主土生万物，万物之中没有比木更好的了，所以种树。
’这是第五证。
这是最为合适的说明社中有树的意旨了。
又《五经要义》说‘社庙中必定种上树木’。
《周礼·司徒职》说：‘分社而种树，各因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
’《尚书逸篇》说：‘太社种松，东社种柏，南社种梓，西社种栗，北社种槐。
’这是第六证。
这又是太社及四方种树有区别的明据。
臣又见到诸家《礼图》，社稷图都画上了树木，只有诫社、戒稷没有树。
这是第七证。
为臣虽然辨社稷中有树种植的依据，还没有确定所种植的树种。
查《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见世代不同。
而《尚书·逸篇》则说‘太社种松，东社种柏，南社种梓，西社种栗，北社种槐’，像这样，便是一代之中，而五社所种树种也各不相同。
愚见认为应该种植松树。
为什么这样说呢？《逸书》说‘太社惟松’，今天种植松树，不怕失于礼制。
只有稷坛所种树种没有现成根据，但它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会离了松树。”
魏世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刘芳沉雅方正，气度甚高，一精一通经传，魏高祖尤其器重礼敬他，动不动就咨询于他。
太子元恂在东宫的时候，魏高祖想为他娶刘芳的女儿，刘芳以其女年龄相貌不合适推辞了，魏高祖叹服他的谦虚谨慎，改敕刘芳推举其宗族中的姑一娘一，刘芳推举了其族子刘长文的女儿。
高祖于是为元恂娶了过来，与郑碅女儿相对为左右妻室。
崔光对刘芳有师长之敬，遇事必去询问。
刘芳撰郑玄所注的《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的《周官音》、王肃所注的《尚书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范宁所注的《谷梁音》、韦昭所注的《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四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一毛一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
崔光上表请求让刘芳取代自己任中书监的官职，世宗不同意。
延昌二年(513)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帝下诏赐帛四百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称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