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
学而第一
三言四语
现在各大专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新称号——“三四教授”。
假如我们看见一位不认识的教授，想知道这位老师是教什么的，往往被询问的同学会说：“哦，三四教授。”
这句话含有非常轻视的意思。
所谓“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一主义、四书五经的教授。
他们在学校里是没有人看得起的，同军训教官一样，被学生另眼相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八、九年前，和一位国立大学教书的朋友谈起，问他怎么搞的，教得学生对三民一主义如此反感？他说这件事没有办法。
我认为不是没有办法，表示愿意代他教几个小时。
后来有个机会，一位某大学的学生要我去参加他们开会，他说他们要开会讨论“中国文学的再革命”，听到这个题目，我说：“你们要搞这个东西？！我晚上来看看！”
我约了那位三民一主义教授一起去参加。
参加开会的都是调皮学生，他们激昂慷慨，说了一大篇话，最后要我讲话。
我就告诉这些同学们，首先应该了解“革命”是什么意思。
这所大学是国立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它的意义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辞，出于我国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经》，然后讲了许多理由。
我说，譬如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
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
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
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
你们现在讲文学再革命，讲白话文学，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推行白话。
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必须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尤其四书五经“子曰、孔子曰”一塌糊涂，非把这个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话文。
语文的变与不变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
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的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
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
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
举例来讲，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厕所，我们小时候叫“出恭”，后来叫“解手”，现在叫“上一号”了，看看几十年来，变了好多。
因此，我们翻开资料，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现在看来，简直不通；到了现在的文章，说它不好吗？真好。
好吗？文章看完了，价值也完了，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
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文学再革命，我就不懂。
因此，文学革命，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也没有资格讲。
为什么呢？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一毛一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
现在你们连“命”都还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
我这番话一讲，他们听傻了。
这个会后来也就搞不成了。
无形中也把大专院校中这个小风波平息了。
因此，我告诉那位教三民一主义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几个钟点课，因为大学生中，信仰坚强的固然很多，而对三民一主义头痛的也大有人在。
后来我去替这位朋友讲课，起初不讲三民一主义，而讲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演变的原因道理。
分析自上古到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演变到后来，所以才有我们国父的三民一主义出来，问同学对不对？对！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所以要读三民一主义，读了以后再加批评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说这个三民一主义是一党一八股。
一党一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随便批评。
这一来，引起他们读三民一主义的兴趣了，这是我所经历的故事。
四书五经的假面目
讲到四书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讲推行复兴文化运动，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国民义务教育施行以后，讨厌四书五经的情形，是无以复加了，而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
这不是现在才开始，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
要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也要讲一个实际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
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一手，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
步入中年以后，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
所谓找症结，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几位先生在一起谈起，大家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
于是有些教授学者们，主张把四书重新编辑。
他们认为四书杂乱无章，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讲孝的归到孝，讲仁的归到仁，把《论语》的篇章整理一道，希望我也负责一个部门。
当时我答应考虑考虑，回家拿出四书重读一遍后，发现这个改编方法有问题。
第二天开会，我就反对，不赞成改编，因为，以全部《论语》来讲，他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完全是对的。
我们不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割裂它。
问题出在过去被一般人解释错误了。
我们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就自然会找出孔孟原来的思想。
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仅读原文，把原文读熟了，它本身的语句思想，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
以这个态度研究《论语》，它可以说前后篇章贯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张改编。
被忽视的道家
后来，在一些地方讲解《论语》，我就提起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
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
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
另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
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
尤其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历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
“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一精一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
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
现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学，只有到中国来。
欧洲人乃至日本人讲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
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
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一毛一病，吃到后来，西方思想出现了。
那些思想是西方来的，不是从我们中国文化思想中来的。
那么它为什么会来？为什么会变成这一套？就先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
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
并且，我们要了解中国上下这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历史，不管它是什么政体，大致都以司法为中心，司法与行政是分不开的。
谈到司法就讲到法律，现在我们只讲两大法系，所谓海洋法系与大一陆法系。
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据这两个法系的一精一神而来。
我们却忘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汉、唐、宋、元、明、清，有我们“中国系统”的一个法律系统。
这个中国法律系统的哲学背景，就是以四书五经作基础，例如过去中国许多判例的根据，就是根据四书五经中的道德观念而来。
所以这部四书五经，在过去无宪法观念时代，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宪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
其他各种哲学思想也都归之于它，这是讲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讲坏的一方面，孔家店为什么会被人打倒？“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这是必然的。
但为什么道理呢？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
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
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
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
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陰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最近有人邀请几位先生写文章，讨论孔子思想的问题。
我说有人要推倒孔孟思想是不好的，那是没有用的，第一个理由是孔子思想在中国，绝对不是他们所能打倒的。
这不是感情的话，我们把几千年历史看清楚，过去历史上也有人动过手，现代也看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结果打倒了没有？是越打越光辉。
这样一来，使世界各国对孔子本来不肯研究的，现在却要研究一下了。
这一下，反而变成弘扬孔子思想了。
现在，面对思想学术界的情况，我们有个更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宝库。
因为现在中年以下的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尤其现在中学以上到大学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宝藏。
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今天开始讲四书，并从《论语》讲起。
再论《论语》
《论语》，凡是中国人，从小都念过，现在大家手里拿的这一本书，是有问题的一个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
朱熹先生的学问人品，大致没有话可讲，但是他对四书五经的注解绝对是对的吗？在我个人非常不恭敬，但却负责任地说，问题太大，不完全是对的。
在南宋以前，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自有了他的注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那是明朝以后，朱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
因此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
换句话说，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
其中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研究下去，就会知道。
所以各位手上这本朱熹先生注解的书，值得参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们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经·系传》上就有两句话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以现代观念来讲，意思是人类的语言不能表达全部想要表达的思想。
现在有一门新兴的课程——语意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声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在录音机中播出，和面对面加上表情一动作的说出，即使同一个听的人，也会有两种不同的体会与感觉。
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
而把语言变成文字，文字变成书，对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层了。
我们研究孔孟思想，必须要从《论语》着手。
并不是《论语》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须从它着手。
现在我的观念，有许多地方很大胆的推翻了古人。
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以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
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
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
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也许明天我又有新认识，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如此。
学而有何乐
现在这篇《学而》，包括了孔门当年教学的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等。
过去我们把它圈开来，分作一条一条读，这是错误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三句话连起来看，照字面讲，凡是中国人，无论老少，一定都知道。
照古人的注解，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
“不亦说乎”，“说”是古文借用字，就是高兴的那个“悦”字，是很高兴的。
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连大龙峒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
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一逼一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
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
至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是似通非通的，什么道理呢？从一般人到公务员，凡靠薪水吃饭的，是“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遇上了穷的那几天，朋友要来家里吃饭，当裤子都来不及，那是痛苦万分的事。
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惨”乎。”
绝不是不亦乐乎。
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所谓“愠”，就文字解释，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没有发出来，在内心中有烦厌、厌恶、讨厌、怨恨之感。
那么，别人不了解我，而我并不在心中怨恨，这样才算是君子。
那我宁可不当君子，你对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骗你，心里难过一下总可以吧！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实在是做不到。
根据书上的字面，顺着注释来看，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几百年甚至千多年以来，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四书反感，过去的读书人也对四书反感。
因为它变成了宗教的教条，硬一性一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到真正了解了以后，就知道孔子真是圣人，一点也没错。
“学而时习之”，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
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讲过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么叫作“学问”。
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
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
这个解说在本篇里就有。
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
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个人。
真一人和假人
讲到作人，我们就想到庄子也提到过这件事，《庄子》这本书把有道的人叫“真一人”。
唐宋以后，对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一人”。
譬如现在指南宫供奉的吕纯陽叫“吕真一人”。
如今的人听到“真一人”这个名称，就好像带有宗教色彩，相当于西方的上帝，中国的仙、佛一样。
实际上过去道家所谓的“真一人”，是指学问道德到了家的人。
与这名词对称的叫假人，假人还是人，不过没有达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标准。
发挥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称之为“真一人”，孔子认为这就是学，就是学而之人。
于是一个“学”字，这么多观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
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
所以孔子在下面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这就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
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
我们平日也有这个经验，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们劝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一毛一病。”
他不听，你心里当然很难过，最后证明下来，果然你说得对，你固然替他惋惜，对于自己认识的道理，也会更进一层得到会心的微笑——“说”，不是哈哈大笑。
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
上面第一点所讲的是学问的宗旨，随时注重“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不是我们今天来读四书就叫做学问，不念四书就不叫做学问，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点接着下来，是说做学问的人要准备一件事，就我个人研究，有个体会——真正为学问而学问，“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杀头也不干，所谓“仁之所至，义所当然”的事，牺牲自己也做，为世为人就做了，为别的不来。
因此为学问而学问，就准备着一生寂寞。
我们看历史——即看孔子就知道。
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现在到处给他吃冷猪头，当年连一个“便当”也吃不到。
但是他没有积极去求富贵。
怎么知道这一套他不来呢？因为他明知当时有拿到权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们也要他去拿权位。
因为孔子时代中国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在这几百万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个国家的一精一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
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这个军事学的专家，几乎就要举起膀子来：“老师，我们干了！”那种神气，但是孔子不来。
为什么呢？他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
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之“德一性一”。
因此他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
所以做学问要不怕寂寞、不怕凄凉。
要有这个一精一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
虽然做学问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人了解，但是孔子说只要有学问，自然有知己。
因此他接着说“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千秋后代思想着眼的时候，正是他寂寞凄凉的时候，有一个知己来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而这个“有朋自远方来”的“远”字，不一定是远方外国来的，说外国来几个人学中国文化，我们就乐了吗？那是为了外汇，多赚几个钱罢了。
《论语》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远”字是形容知己之难得。
我们有句老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
任何一个人作了一辈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儿女、父母在内，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
一个人哪怕轰轰烈烈做一辈子，不见得能得一知己，完全了解你，尤其做学问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话跟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不要怕没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这人在远方，这个远不一定是空间地区的远。
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才大大的抬头。
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非常赞扬孔子，这个时间隔得有多远！这五百年来是非常寂寞的，这样就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
谁来了解你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说做学问的人，乃至一辈子没有人了解，也“不愠。”
“不愠”这个问题很重要。
“怨天尤人”这四个字我们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艰难困苦，遭遇了打击，就骂别人对不起自己，不帮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这是一般人的心理。
严重的连对天都怨，而“愠”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够真正做到了为学问而学问，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问自己，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为什么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是自己的学问、修养、做法种种的问题。
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内心里并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
拿现在的观念说，这种心理是绝对健康的心理，这样才是君子。
君子才够得上做学问，够得上学习人生之道，拿现代的新观念来讲，就是讲究人生哲学的开始。
再说，连贯这三句话的意义来说明读书作学问的修养，自始至终，无非要先能自得其乐，然后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这三句话的重点，在于中间一句的“不亦乐乎”。
我们现在不妨引用明代陈眉公的话，作为参考：“如何是独乐乐？曰：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
如何是与人乐乐？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如何是众乐乐？曰：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
有此胸襟，有此气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了。
不然，知识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为“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一爱一与罪
接下来是有子的话：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首先就讲到孝悌，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学问的基本。
但是，“孝悌”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状”之一。
为什么孝悌会成为被打倒的“罪状”之一呢？这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司马迁作《史记》是一件大事。
他当时对汉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但又不能不服从。
服从吗？在良心上又不安，他就作《史记》，将自己的思想，容纳到《史记》中去。
如记帝王的事，称为本纪，而他将未做皇帝的项羽也列到本纪中去，就是暗示汉高祖与项羽，一个是成功的英雄，一个是失败的英雄。
又如《史记》中“世家”本来是记载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诸侯，也列入世家，司马迁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业，说孔子的言行思想，影响将及于千秋后世，所以将他列入世家。
孔子思想言行表现在书本上的有多处，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为《春秋》，他著《春秋》后最重要的两句话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千古以来，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都非常暧一昧，到了我们这种时代搞清楚了。
为什么呢？自从民一主时代以来，大家都骂孔子帮助专制皇帝，因为专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用了孔子“尊君”这一部分思想一精一神，后来我们打倒他，也就认为他是这样的。
现在再读《春秋》，再研究孔子思想，不是这样一回事了，而是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点我们讲到孝悌，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精一神，讲到这里我要说两个现实故事。
十多年前，有一个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学生，跟我作中国文化的论文，他回国之前，我嘱他回到美国去提倡中国文化的孝道，他说很难。
我告诉他这是千秋事业，不是现世功业，告诉他孝道是什么东西。
我说，中国人谈孝字，“父慈子孝”是相对的，父亲对儿子付出了慈一爱一，儿子回过头来一爱一父亲就是孝。
“兄友弟恭”，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一爱一哥哥。
我们后来讲孝道：“你该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这说法有问题，天下的确有些“不是的父母”，怎么没有“不是的父母”呢？这不是孔孟的思想，是别人借用孔孟的帽子，孔家店被人打倒，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
孝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人也是生物，中国道家过去叫人为“倮虫”——不带一毛一的光光的虫。
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这是立场不同。
拿生物学的思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倮虫”与其他生物是一样，人之所以与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
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贵。
为什么讲这个道理？世界上凡是动物，猪、牛、狗、马、鸡、鸭等等，都是一样的，以母鸡保护小鸡的现象来看，可见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一性一。
等孩子带大了，走开了又各不相顾。
各种动物都是一样，人原来何尝不是这样，但人现在为什么不会这样？于是谈到人文文化的教育来了。
秃头的十字架
西方人常自称为十字架的文化——一爱一下一代。
大家知道，美国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商场（等于赌一场），老年人的坟场。
到现在为止，西方文化的结晶就是如此，只知道一爱一下一代，下一代长大了，结婚了，就是夫妇。
对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
由男一女变成夫妇，而家庭，而社会，而国家，横着向世界发展，又下而一爱一孩子。
就这样循环下去。
他们自认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这个十字架断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为没有上半截了。
我这样说他们也许不承认。
但是谈自然科学，他们可以把我们当学生，谈到人文文化，他们作我们的学生还不够。
美国立国才两百年，我们有五千多年历史，谈到人文文化，靠经验而来，尤其中国历史，多少失败，多少破碎，一直到现在，才完成了这个文化系统。
当然他们不承认十字架文化没有上面，因为上面有上帝。
但却看不见，摸不着，谁相信呢？姑且承认有上帝，但是由人到达上帝的桥梁，在中国文化有孝。
“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西方文化叫的“一爱一”，也就是回过来还报的一爱一。
就是说父母好比两个朋友，照顾了你二十年，如今他们老了，动不得了，你回过来照顾他，这就是孝。
孝道的一精一神就在这里，假使一个人连这点感情都没有，就不行。
那么西方文化有没有这个一爱一呢？绝对有，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
父母到子女家，尽管要事先写信给子女，使他得准备，子女还是会思念父母的。
又如祭祖宗，西方人不一定清明节扫墓，但到了坟场，在亲人的坟墓前，悲哀的情绪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法不同而已。
遗憾的是，外国人没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养起来的心理建设。
“孝”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叫作“弟”呢？“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一爱一。
中国的五伦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这五伦中四伦都讲得通，为什么加朋友这一伦？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朋友在五伦的思想上也占一席，为什么呢？有时候有许多话，许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对父母，下不可以对妻儿讲，只有找朋友讲，所以朋友为五伦之一。
朋友是一种感情的结合，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处，这个“弟”就包括了对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会的友情。
说到这里，又一个故事来了。
五六年前，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来访问，他问了好几个问题，中间他提到一个问题，他非常佩服我们《大学》一书的思想，“但是《大学》思想有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个社会学教授，而《大学》中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间没有社会思想，这是个遗憾。”
我听了哈哈大笑，然后告诉他，《大学》思想包含有社会思想在内，其中“齐家”即是社会思想。
中国“齐家”的家，不是到教堂中一结婚就成了家的家，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
过去的中国文化是大家庭制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谓五世同堂，聚族而居。
大家庭固然有许多小一毛一病，但也有它的好处，像宗族的发展，即由此而起，这是孝道的一精一神。
大家庭制度假使不破坏，西方思想在当年也打不进来，因此，我要重复说一句，“齐家”的“家”就是社会。
大家庭制度，是值得必须要研究的。
又如江西人称“老表”，是最亲切、最好的称呼。
其由来是古时候战乱，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许多年后，年轻的后代，还回到江西扫墓，而留在江西的后代子孙，以为是祖宗坟墓被他人误祭或盗葬，次年预先守候，两方相见，论起家族上代渊源，认出是表亲关系来，而称“老表”。
这个“老表”就说明了宗法社会对血统、家族的重视。
如以西方制度电气化的小家庭，来看我们“大家族”的“齐家”，岂不是大笑话？
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看这里的书就懂了。
有子是谁呢？有子名有若，孔子的学生，字子有，少孔子四十三岁，孔子死后，学生们怀念孔子，因有子的学问好，曾请他上堂讲课。
所以孔门弟子编这一篇书时，立即提出有若的话，因为当时他等于一个助教，先由他讲。
他说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就看这个人能否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一爱一。
“而好犯上者鲜矣”，犯上就是捣乱——“孝悌”的人有深厚的感情，这种人是不好捣乱的。
谁能忘情
这点我们要注意，有人是反对温情主义的。
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孔孟思想？因为他们不相信世间这种感情力量。
中国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
所以由“友道”形成的这套结合，我名之为“特殊社会”，就是后世所讲的帮会。
我国的帮会，从秦、汉以来，唐、宋、元、明、清，历代一直都有。
曾经有人说，中国的农民与知识分子一结合，就会发生变乱。
这说法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农民最乖了。
他们只要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少找麻烦，有口青菜豆腐饭吃就好了。
中国怕的是半农民，不是真农民。
中国知识分子与特殊社会一结合，社会就会乱。
但是这种特殊社会非常讲仁义之道。
这种特殊社会包括孔子、墨子、游侠三种思想的结合，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力量很大，但是他们凡事是诉诸情感的。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他们所打击的，就是我们固有的好东西。
至于应该如何去发扬光大，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有子说，一个人有真一性一情，就不会犯上作乱，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人有分寸、有限度。
因此，大家要知道学问的根本是什么呢？“君子务本”。
文学好，知识渊博，那是枝节的，学问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内心的修养。
所以“本立而道生”，学问的根本，在培养这个孝悌，孝悌不是教条。
换句话说，培养人一性一光辉的一爱一，“至一爱一”、“至情”的这一面，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他说这个是“仁”的本。
至于什么是“仁”，下面有一专篇，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
这个“仁”，就是孔子做学问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语
有子的话讲完了，接下来就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什么是“巧言”？现在的话是会吹、会盖。
孔子说有些人很会盖，讲仁讲义比任何人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却不脚踏实地。
“令色”是态度上好像很仁义，但是假的，这些与学问都不相干。
“鲜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这个学问的境界，因为那是假的。
我们从电视中就看得到，那个小丑表演的角色，动作一出来，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鲜矣仁”，我经常也跟同学们讲，作领一导一人第一个修养是容忍。
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样的“巧言令色”，但每个人都喜欢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养到戴高帽子感觉不舒服，而人家骂我，也和平常一样，这太不容易。
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和大家的缺点，待人的时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
大家经验中体会到，当你在上面指挥时，觉得那种味道很好；但是这中间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
你说素来不要名、不要钱，只讲学问，就有人来跟你谈学问。
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他那个学问是拿来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道理以外，相反的，我们作学问要踏实，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镜子
下面讲要怎样作学问：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为孔子的学生，名参，少孔子四十六岁。
由这一点我们看到，孔子回到鲁国讲学传道的时候，都是培养年轻的一代，同我们的心情一样，怕自己死了以后，这个命脉，这个根本失传了。
和我们现在一样，对于年轻学生，拼命讲给他们听，好有一个交代。
曾子在当时孔子的学生中比较鲁，鲁就是拙一点，其实并不是笨，只是人比较老实，不太说话，后来嫡传孔门道统。
他著《大学》，孔子的孙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学的，所以现在一般人拿《大学》、《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跟着搞错了。
《大学》是曾子作的，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篇，后来到唐宋的时候，才把它拉出来，变成了四书之一。
所以把《大学》、《中庸》思想，就认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当的，这仅是孔子思想的演变。
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孔子三传的弟子，这时已经到了战国时代。
孟子的思想又与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温文儒雅、修养极高；孟老夫子，有时好像卷起袖子伸出拳头，有点侠气，也有一谈就使气的味道，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
这也代表了时代和文化思想的演变。
曾子说，我这个人做学问很简单，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
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么学问？“为人谋而不忠乎？”
替一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实？什么是“忠”，古代与后世解释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谓的“忠”是指对事对人无不尽心的态度——对任何一件事要尽心地做，这叫做“忠”。
这个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间，有定见不转移。
“为人谋而不忠乎？”
是我答应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对人也不好，误了人家的事。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与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讲了话都兑现？都做得到？第三点是老师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实践了没有？曾子说，我只有这三点。
我们表面上看这三句话，官样文章很简单，如果每一个人拿了这三点来做，我认为一辈子都没有做到，不过有时候振作一点而已。
曾子这几句话，为什么要摆在这里？严格地说，这些学问不是文学，要以作人做事体会出来，才知道它难，这就是学问。
这个学问讲到这里，都是个人的修养。
但是学问只讲个人修养是不是可以？不是的，扩而充之就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所以上面是讲学问的内涵，下面就讲学问的外用了。
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一爱一人，使民以时。
这“道”是领导的导，换句话就是孔子也教我们领导之德、领导的修养，以领导千乘之国。
讲到“国”字，研究中国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汉以前古书里的“国”字，很多学者都容易产生很大的误解。
比如老子曾说“小国寡民”，讲老子的思想，就讲小国的政治，在民国初年，又有人对无政一府主义与老子思想拉在一起。
要知道秦汉以上，到汉代初期的“国”字，不是现在的国家观念，那个时期的“国”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
所谓“诸侯就国”，就是中央政一府下一个命令，要这些地方官（诸侯）各自回自己的岗位（封地）去。
那时地方单位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国。
“千乘之国”用现在的观念比方总是不伦不类，还是不作比方的好。
“乘”，古代以战车、壮丁、田赋等合在一起计算的。
汉、唐以来有很多考证注解，不必多说。
换句话说，领导一个大国家，或者领导一个单位，乃至领导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这是很难的。
“敬事”，对一件事认真做为“敬事”，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现在就有许多地方许多人不敬其事的。
至于“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
争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
如好的将领，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么谁也会受感动而信赖他。
所以要“敬事而信”。
“节用而一爱一人”，节用指经济政策的措施，对经济要能够节省，是经济原则。
节用是为什么呢？不是为我，而是为“一爱一人”。
第三点“使民以时”，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
这个“时”很重要。
在军事思想方面来讲，包括很大，所以孙子兵法讲时讲势，也有用势之道。
对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时”，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问，反责备他不来上班，这就是不“一爱一人”，“使民不以时”了。
所以“使民以时”是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
这样部属都听你指挥，乃至全国老百姓自然跟你走。
这是道德的修养，也就是学问。
这些话不但是孔子教育门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也是孔子当时针对社会人情的弊病而指点的。
我们只要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史料，为什么那个时代是那么的紊乱，便可了然于心了！
可一爱一的小学生
以上讲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一爱一人，使民以时。”
便是孔门做学问的目的、态度和方法的记录。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所谓做学问，是要从人生的经验中去体会，并不是读死书。
假使一个人文章写得好，只能说他文学好；这个人知识渊博，只能说他“见闻广博”，不一定能说他有学问。
一个人即使没有读过书，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对了，就是有学问。
何以见得呢？下面就是一个证明了，跟着讲学问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一爱一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话在文字上解释当然容易，但我们深入研究一下。
所谓弟子，古代称学生为“弟子”，中国古代老师对于学生，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讲到这里，我们有点感慨了，中国的文化，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过去有“一日从师，终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师对于学生，也负了一辈子的责任。
我们亲眼看到的，几十年前，还保留了这个风气，一个学生纵然中了状元，官作得很大了。
回到家乡，看见老师，而老师既没有功名，也没有地位，学生对他一样的要跪拜，和当年从师一样。
学生对老师是如此，老师对学生，也是负了一辈子责任。
举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后来永乐帝要杀他的时候，他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说充其量灭我的九族，而永乐偏偏要杀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师的家族，认为老师没有教好。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看出过去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一精一神，那就是“师道一精一神”。
谈到过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这三道：一个是“君道”，讲究如何领导，如何当家长，如何当国家的领袖，乃至如何当一个班长，这都是“君道”。
其次是“臣道”，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忠实的部下，怎样帮助人完成一件事。
再其次“师道”。
中国过去文化中，这三道是合一的，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
换句话说，那时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与教化，应该有其不同的意义，我们将来再讨论。
）集于一身。
那么师道的一精一神就形成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所以老师称学生为弟子，弟等于兄弟，有朋友之间的友情，又等于自己的孩子，所以学生称弟子，再传称门人，这个观念和习惯是这样来的。
到了我们现在，值得研究了，我们须注意将来如何建立，如何复兴固有的尊师重道一精一神。
现在的尊师重道，只是一句口号而已，真正尊师重道的人是小学生，我想诸位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小学念书，回来就开口老师怎么说的，闭口老师怎么说的。
几年前，教师节的时候，孩子回家要敬师金，说给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说不行，这是敬老师的要一百元。
这种事到了中学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没有这个观念了；到了大学，学生看老师是不相干的陌路人。
相对的，老师对学生也是如此，挟了一个皮包上来，拿一本书讲解一番，便有钟点费，彼此都是商业行为，教完了以后，懂不懂是你的事，挟个皮包走了。
学生与老师在路上见面，万一点个头，在我觉得，已经是很稀奇了。
一般都彼此不认识，就这么迎面过去，堂而皇之的，学识愈高，愈没有尊师重道的一精一神。
这是今日中国文化一个极大的讽刺。
至于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道义关系、感情关系，除非这位老师很有地位。
据我所经验的，每个学生要拿学位，作论文的时候，便随时来找：“老师怎么办？”
很亲切。
我还碰到过这样的事实，有个要拿学位的学生天天来，来了非常恭敬，甚至觉得他恭敬得过分，我家里的孩子们说：“这个学生好，真有礼貌。”
但是，你得注意，这是“币重言甘”哪！他也的确送礼来，还送得蛮讲究，我说你送礼送得这么重，虽然有研究费领，可是一个月的研究费也不够买这些东西，何苦呢？他说：“对老师应该恭敬。”
我晓得这不是诚意的话，因为他的言语太恭敬，太甜了。
“巧言令色”、“币重言甘”是靠不住的。
结果毕了业以后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这就是现在中国文化的怪现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实。
国民道德的修养从教育界开始，是应该彻底研究的，所以我在这里要讲到师生的道理。
吕端大事不糊涂
现在，孔子告诉我们说，这个学生“入则孝”，在家里是个孝子。
（怎么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暂且不谈。
）“出则弟”，出门在外面与兄弟分开了，怎么弟呢？就是在外面，对朋友、对社会、对一般人能够友一爱一，扩而充之一爱一国家、一爱一天下都是这弟字的意义。
“谨而信”，作人非常谨慎，但是谈到这“谨”字要注意，不要变成小器。
谨慎与拘谨是两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谨，过分了就是小器。
“谨慎”在历史上有个榜样，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诸葛亮。
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
吕端是宋朝一个名宰相，看起来他是笨笨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的时候，遇到重要的关键，他是绝不马虎的。
那诸葛亮则一生的事功在于谨慎，要找谨慎的最好榜样，我们可多研究诸葛亮，这里暂且不提。
总之，所谓谨慎不可流于小器，这点修养要注意，这个人能谨慎处世而信——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切都言而有信。
同时又“泛一爱一众”，有伟大的胸襟，能够一爱一人，尤其在此时此地来讲，对同志的友一爱一，扩而充之，对其他人的友一爱一。
理论上讲起来很容易，而广泛的一爱一人，那就是“君道”“师道”的综合，一爱一天下人就如一爱一自己一样，理论容易，要修养到如此真难。
孔子说，假使一个人对这些都做到了，“而亲仁”，再亲近有学问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到以后，还有剩余的一精一力，然后再“学文”，一爱一作文学家也可以，一爱一作科学家也可以，一爱一作艺术家也可以，一爱一作别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兴趣问题，可以量力而行，各听自一由。
饮食男一女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几句话，是接着证明了学问的目的，不是文学、不是知识，是作人做事。
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岁，他的名字叫卜商。
孔子死后，在战国开始的初期，他讲学河西，在战国时期一般对时代有影响的大学者，蒙受他的影响很大。
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领导历史、领导国家社会的，到底还是学问思想。
现在引用子夏的话，证明学问是什么。
我们看原文“贤贤易色”，两个贤字，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因为中国文字有时候是假借的。
第二个贤字是名词，指贤人——学问修养好的人。
“易色”，古人如宋儒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对“色”字解作“女色”、“女人”、“男一女之色”了。
（孔子被人叫打倒，就是这样受冤的。
）“贤贤易色”就是看到贤人——有学问道德的人，马上跟他学了。
“易色”，女色都不要了，太太都不要了，在恋一爱一中的，把女朋友都丢掉了。
如是女方，男朋友也不要了。
如果真如宋儒的说法，我认为孔夫子不是圣人了。
因为圣人，是不会违反人情的。
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一女，人之大欲存焉。”
的确是孔子对于人生的看法——形而下的，不讲形而上的。
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一女。
一个一性一的问题，一个生活的问题。
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
男一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
有时候看到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说“食色一性一也”是孔子说的，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说的。
以后引用文章，不要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这个一性一的问题，究竟先天的一性一或后天的一性一呢？以后再讨论。
但宋儒解释“贤贤易色”，为了作学问，都可以把自己的妻女或丈夫丢开，这是不通的。
这个“色”字，很简单，就是态度、形色，下面还有证明，所谓“态色”就是态度。
“贤贤易色”意思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学问好，修养好，本事很大，的确很行，看到他就肃然起敬，态度也自然随之而转。
这是很明白，很平实的，是人的普通心理，不管一个如何坏的人，看到一个好人，总会不自觉地对这好人比较友善，这是人之常情。
“事父母能竭其力”是讲孝道。
这句话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子夏为什么提到“竭其力”呢？重点在这个“竭”字。
过去一般人讲到对父母的孝顺，是“非孝不可”。
其实孝道也要量力而为，孝要竭其力，不要过分了。
前一两年，有个年轻人基于天生的（不是教育的）孝心，为了孝养父母，去做了小偷，犯了法，对于这样行孝的人，在心理道德上，我们觉得这个人“非其罪”也，因为他为了孝顺，为了医母亲的病，结果偷了钱，犯了法，这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在学问修养上看，对他的批评是“这个人没有受良好的教养”。
在道理上来讲，这个青年是好心，但是好心要学识来培植它，使他知道要“竭其力”而不要做过分的事。
中国古人有两句话综合起来的一副对联说：“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
万恶一婬一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
其“原心不原迹”就只看他的心孝不孝。
比如一个人很穷，想买一罐一奶一粉给父母吃，但实在没有钱，买不起，因此心里很痛苦，只有希望慢慢积蓄点钱再去买。
只要有这个心，只要他这份情感是真的，我们就不能说他不孝。
“原迹贫家无孝子”，如果一定要在事实上有表现，那穷人家里就没得孝子了。
这个道理非常清楚，我们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就是说明“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尽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
“事君能致其身”这个“君”字，成为过去打倒孔家店，乃至在诬蔑孔子，毁灭中国文化那些人的口实。
他们认为这是专制思想，是捧帝王、捧独一裁的古老教条。
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先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君”字是什么意思。
从文字的字形上看，“君”字古写，头上“尹”字，“尹”字的古写是“丮”。
我们的文字，是由图案演变而来的，手里拿一根拐杖，下面一个口，代表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大了，学问道德很高，拿根拐杖，也等于指挥杖，所以凡是拿拐杖的，指挥杖的，都是君。
后来才转借变成皇帝的专用，其实中国文化中的“君”也不是皇帝的专用词，比如我们过去写封信给平辈，不好称他先生，也不好意思称他老弟；乃至一位老师写给学生，这位老师谦虚一点就称学生“某某君”，如果说君是代表皇帝，就是“某某皇帝”了，通吗？没有这回事。
日本人学我们中国文化，写信通常都是以君为尊称词。
这句“事君能致其身”的意思是：不论朋友或同事，他跟你感情好，他了解你、认识你，认为非你帮忙不可，而你答应了，那他就是君，你既已答应帮忙朋友完成一件事，要抬轿子就规规矩矩一定尽心，答应了就言而有信。
“能致其身”，竭尽自己身、心的力量。
就好比结婚一样，要做到从一而终。
否则当初不要答应，既然答应了，讲作人的道理，就要有信。
至于替一人家做事的道理就是忠，也就是尽自己的力。
不可以表面上愿意帮忙，做出部下很恭敬的样子，背地里却一切不同意，反而捣乱扯腿。
即使在外面做主管，也常会碰到这些事。
这就是作人的“臣道”不够，简单说就是不诚恳。
所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白话解释就是看到好的人能肃然起敬，在家能竭心尽力地一爱一家庭，一爱一父母。
在社会上做事，对人、对国家，放弃自我的私心，所谓许身为国。
还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话再三提到，在感情上说，每个人都认为做到了对朋友言而有信。
据我自己的反省，虽然很想彻底做到，事实上却很困难。
有时候对朋友答应了的事做不到，心里非常难过，为了自己道德的要求，想尽办法去做，所以仔细研究起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话，实在很不容易。
所以子夏说，能够做到这样，“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尽管这个人没有读过一天书，我一定说这人真有学问，这不是说明“学而时习之”并不是说一定读死书吗？
因此，我们不要跟着宋儒一段一段地去解释，整篇连贯读下来，自己就搞清楚了。
没有朋友的上帝
下面讲到学问态度，那就更妙了。
引用了孔子的话：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讲到这里，说句笑话，朱文正公及有些后儒们，都该打屁一股三百板，乱注乱解错了，所以中国文化，给自己人毁了。
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不知道诸位是否跟我一样都见过的，清朝末年，老一套的学者，大体上许多都是这样的，他们读了这句“君子不重则不威”的书，就照宋儒他们的解释学样起来，那样子，用现代的话来讲，对于年轻人真是“代沟”。
那时老头子们在那里谈笑——你不要以为老头子们谈笑会有第二个方式，还不是一样谈饮食男一女，人事是非。
再不然就谈调皮话，不管他学问多高，都是人嘛！人很普通，都是一样。
可是那些老头子明明正在谈笑不相干的事，看到我们年轻人一进去，那个眼镜搁在鼻尖上，手拿一根烟筒的老头子，便憋起嗓子道：“嘿！你们来做什么？好好念书去！”一副道学面孔。
他们认为对年轻后代要“重”，可是他们不知道“重”是怎么解释，以为把脸上的肉挂下来就是“重”，为什么呢？“君子不重则不威”，硬要重，“学则不固”，不重呀，学问就不稳固了。
接着“无友不如己者”，照他们的解释，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我们的。
这句话问题来了，他们怎么注解呢？“至少学问道德要比我们好的朋友”。
那完了，司马迁、司马光这些大学问家，不知道该交谁了。
照他这样——交朋友只能交比我们好的，那么大学校长只能与教育部长交朋友，部长只能跟院长做朋友，院长只能跟总统做朋友，当了总统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无友不如己者”嘛！假如孔子是这样讲，那孔子是势利小人，该打屁一股。
照宋儒的解释，那么下面的“过则勿惮改”又怎么说呢？又怎么上下文连接起来呢？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被他们糟蹋了。
事实上是怎么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的“重”是自重，现在来讲是自尊心，也就是说每个人要自重。
“君子不重则不威”，拿现代话来讲，也可以说是自己没有信心。
今天中午有一位在国外学哲学的青年，由他父母陪来找我，这青年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存在。”
我说：“你怎么不存在？”
他说：“我觉得没有我。”
我说：“现在我讲话你听到了吧？既听到了怎么会不存在呢？根据西方哲学家笛卡儿的思想，“我思故我在”，你能够思想，你就存在，你怎么没有？”
他说：“没有，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
我说：“你非常行，比任何人都行。”
事实上这个孩子是丧失了自信心，要恢复他的自信心就好。
我们要知道，人都天生有傲慢，但有时候，对事情的处理，一点自信都没有，这是心理的问题，也是大众的心理。
比如交代一个任务给诸位中间任何一人，所谓“见危授命”，你有时候会丧失了这个信念，心理非常空虚，在这地方，就须要真正的学问，这个学问不是在书本上，这就是自重。
所以一个人没有自信也不自己重视自己，不自尊，“学则不固”，这个学问是不稳固的，这个知识对你没有用，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信心来。
那么“无友不如己者”，是讲什么？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
上一句是自重，下一句是尊重人家。
我们既然要自尊，同时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尊心，“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世界上的人，聪明智慧大约相差不多，反应快叫聪明，反应慢就叫笨。
你骗了聪明的人，他马上会知道，你骗了笨人，尽管过了几十年之久，他到死终会清楚的。
难得有人真正笨到被你骗死了都不知道的，这个道理要注意。
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人与人相交，各有各的长处，他这一点不对，另一点会是对的。
有两个重点要注意的：“不因其人而废其言，不因其言而废其人。”
这个家伙的行为太混蛋了，但有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意见很好。
你要注意，不要因为他的人格有问题，或者对他的印象不好，而对他的好主意，硬是不肯听，那就不对了。
有时候“不因其言而废其人”，这个人一开口就骂人，说粗话，你认为说粗话的土包子，没有学问，然后把他整个人格都看低了。
这都不对，不能偏差，“无友不如己者”，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用其长而舍其短，所以“过则勿惮改”，因为看到了每一个人的长处，发现自己的缺点，那么不要怕改过，这就是真学问。
据心理学的研究，人对于自己的过错，很容易发现。
每个人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自己晓得不晓得呢？绝对晓得，但是人类有个一毛一病，尤其不是真有修养的人，对这个一毛一病改不过来。
这一毛一病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第二秒钟就找出很多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完全是对的，越想自己越没有错，尤其是事业稍有成就的人，这个一毛一病一犯，是毫无办法的。
所以过错一经发现后，就要勇于改过，才是真学问、真道德。
那么，我如何来证明这个“无友不如己者”是这样解释呢？很自然的，还是根据《论语》。
如果孔子把“无”字作动词，便不用这个“无”了。
比如说，下面有的“毋意”、“毋我”等等，都用这个“毋”字。
而且根据上下文，根据整个《论语》一精一神，这句话是非常清楚的，上面教你尊重自己，下面教你尊重别人。
过去一千多年来的解释都变成交情当中的势利，这怎么通呢？所以我说孔家店被人打倒，老板没有错，都是店员们搞错了的，这要特别修正的。
种瓜者
下面一节，等于一个结论：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古人对于这一句的解释，我也有点意见。
拿孝道来讲，过去讲中国文化的孝道，本来很重要，我们看历史上给皇帝的奏议，常有“圣朝以孝治天下”这句话。
等于是宪法的基础一精一神，过去我们没有“宪法”这个名称，但是有这个一精一神——宪法的哲学一精一神，以孝道为基础、作中心。
所以过去的皇帝，权倾天下，一到内宫，见到母后，皇帝也要跪下来，皇太后对什么事讲一句不应该，皇帝就非改不可。
（但是出了内宫，母后则不能干政。
）固然，我们向来以孝治天下，但硬拉上了作解释，也是不对的，古人就解释“慎终追远”是孝道。
所以过去在大一陆，人家大厅里的祖宗牌位上面，总是“慎终追远”四个字，这就是因为古人解释“慎终追远”只对孝道而言的。
他们解释：慎其终者，是说对过去了的，死了的先人，我们要怀念他。
“民德归厚矣”，他们解释，如果大家都能孝顺父母，孝于祖宗的话，社会风气就趋于厚道了。
这是有问题的，意思对，但牵强附会。
为什么引用曾子的这一段话讲学问呢？“慎终追远”是什么意义？“终”就是结果，“远”就是很远的远因，用现在观念的一句话来讲就解决了，“一个人要想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
欲慎其终者，先追其远，每件事的结果，都是由那远因来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佛学里的一句话：“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佛家的菩萨，大致相当于中国儒家的圣人，圣人们非常重视一件事情的动机。
比如有一个朋友来约你作生意，这个动机，也就是这个初因，我们要注意，也许是善因，也许是恶因，如果是恶因，即使叫你作董事长，将来坐牢的也是你，那么这个因要注意了，所以菩萨是怕这个因。
而“凡夫”——普通一般人畏果，像死刑犯到执行时才后悔，这个后果来了他才怕。
真要注意学问的人，对每一件事，在有动机的时候就做好，也就是刚才说的，要有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也就是开始就要慎重。
有人不择手段的创业，经常喜欢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不择手段”这句话。
但是你要注意，对马丁·路德这句话，不要只说一半，他是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现在把这句话拦腰一刀，砍去一半，把“不择手段”拿去用，而不是“完成最高道德”，这就很危险了。
所以“慎终追远”的意思，是说与其要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也是这个道理。
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则“民德归厚矣”。
社会道德的风气，自然都归于厚道严谨。
这是“学问”的道理。
孔子的素描
讲到这个地方，一直太严肃了，所以下面来个滑稽的事情。
在这里，也可窥见孔门弟子写文章的笔法，并不呆板，是活泼生动的。
子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