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
○李福达之狱
卷五十六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达坐死。
福达，山西代州崞县人，一名午。
初以妖贼王良谋反，事发，戍山丹卫。
逃还，改名五，窜居陕西洛川县。
与季父越同倡白社妖
术，为弥勒佛教，诱愚民。
啸聚数千人，大掠州、洛川诸处，杀掠亡算。
己而官兵追剿，捕得越及其一党一何蛮汉等诛之。
福达跳去，占籍徐沟县。
变姓名为张寅，贿县中大姓以为同宗，编立宗谱，涂人耳目。
已，又挟重赀入京，窜入匠籍，输粟为山西太原卫指挥。
其子大仁、大义、大礼俱补匠役。
以烧炼术往来武定侯郭勋。
后仍往同戈镇，其仇薛良首发之。
福达惧，逸入京。
官司捕其二子按系之，福达窘，乃自诣狱置对。
先后鞫讯者，代州知州杜蕙、胡伟，证之者李景全等。
具狱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复上巡按御史张英，皆如讯。
独巡抚毕昭谓：“福达果张寅，为仇家诬所致。”
反其狱，以居民戚广等为证，坐良罪。
狱未竟，昭乞侍养去。
会御史马录按山西，复穷治之，传爰书如前讯。
勋为遗书嘱免，录不从，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
飞章劾勋一党一逆贼，并上其手书。
帝下之都察院，席书亦助勋为福达地。
大理寺评事杜鸾上言劾勋及书，乞将二人先正国法，徐命多官集议福达之罪。
不报。
都察院覆奏李福达罪状，宜行山西抚、按官移狱三司会鞫。
先是，御史马录咨于徐沟乡绅给事中常泰，泰言：“寅为福达不疑。”
又咨于谳狱郎中刘仕。
仕，人也，其言如泰。
录复檄取、洛父老识福达者辨之，俱以为真福达也。
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杂鞫之，福达对簿无异辞。
遂附爰书上录，录乃会巡抚、都御史江潮上言：“福达聚众数千，杀人巨万，虽潜踪匿形而罪迹渐露，变易姓氏而恶貌仍前，论以极刑，尚有余辜。
武定侯勋纳结匪人，请嘱无忌。
虽妖贼反状未必明知，而术客私干，不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惩艾。”
章复下都察院。
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聂贤等覆奏：“李福达逆迹昭灼，律应磔死。”
帝从之，锢狱待决。
因诘责郭勋，令自输罪。
勋惧乞恩，因为福达代辨。
帝置不问。
勋又令福达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
章下，聂贤与原讯御史高世魁知为勋指，奏寝其议。
勋谓大仁曰：“苟弗解，尔曹姑亡命，勿蹈丛戮也。”
于是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自璧，御史高世魁、郑一鹏，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各劾勋“交通逆贼，明受贿赂。
福达既应伏诛，勋无可赦之理”。
给事中常泰亦上言：“勋以输罪为名，实代福达求理，论以知情何辞？勋为福达居间，画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论以故纵何辞？”
给事中张逵等亦上言：“凡谋反大逆，宜服上刑。
知情故纵，亦从重典。
今勋移书谢托，一党一护叛逆，不宜轻贷。”
聂贤亦奏勋当连坐。
帝不从。
勋亦累自诉，具以议礼触众怒为言。
帝信之。
寻命锦衣千户载伟移取埃达狱词及囚佐，下镇抚司羁候会鞫。
给事中常泰、秦佑，御史任孚、邵豳，郎中刘仕复交章劾勋。
江潮、马录仍会疏极言“福达不枉，乞问如律”。
勋乃与张总、桂萼等合谋为蜚语，谓“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勋，渐及议礼诸臣，逞志自快”。
帝深信其说，而外廷不知也。
帝命速取埃达至京鞫问，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王启、刘玉，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张闰、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亻必，寺丞一毛一伯温、汪渊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会鞫福达于京畿道，对簿无异辞，奏请论磔。
帝不从，命会九卿大臣鞫于阙廷。
时告者薛良、众证李景全等共指福达，福达语塞。
毕昭引证薛良之诬者，戚广也。
讯之，复云：“我曩未就吏讯，安得此言！”颐寿等以其词上，上心益疑，命“俟斋祀毕，朕亲临鞫问”。
大学士杨一清上言：“庶狱无足烦圣虑者，乞仍属诸勘官会讯。”
刑部主事唐枢言：“福达罪状甚明，拟死不枉。”
上怒，黜为民。
颐寿等惧，乃杂引前后谳词，指为疑狱。
帝切责颐寿等。
六年夏四月，遣锦衣官刘泰等逮马录赴京，下镇抚司狱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珏、章纶、马豸诣京即讯。
颜颐寿上言：“福达反状甚明，法难轻纵。
况彼以神一奸一妖术蛊惑人心，臣等若不能执，一或纵舍，异时复有洛川之祸。
臣虽伏斧质，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谓：颐寿职司邦刑，朋一奸一肆诬“，令戴罪办事。
颜颐寿等复请会讯，从之。
乃出录与福达对鞫，情无反异。
颐寿等复以上请。
帝谓颐寿等“朋比罔上”。
乃逮系颐寿及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亻必于诏狱。
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系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杂治之。
太仆卿汪玄锡与光禄少卿余才忽偶语曰：“福达狱已得情，何更多事乃尔？”
讠者以白璁等，奏闻，帝命逮系玄锡、才于诏狱，并掠之。
大学士贾咏与马录俱河南人，录被逮，咏遗书慰之，镇抚司以闻。
复搜得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大理寺丞汪渊、御史张英私书，上责状，咏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贤等。
九月，张璁、桂萼、方献夫逢合帝意，复鞫录等于阙廷，榜掠备至。
录不胜五毒，乃诬服“挟私故入人罪”。
璁等以闻，遂释福达。
帝怒录，欲坐以死。
璁营解之，得免，乃论戍，编伍南丹卫，子孙世及焉。
帝以群臣皆抗疏劾勋，朋一奸一陷正，命逮系给事中刘琦、常泰、张逵、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一鹏等，御史姚鸣凤、潘壮、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刘仕，大理评事杜鸾等诏狱，死棰楚狴犴者十余人，余戍边、削籍，流毒至四十余人。
谪大理少卿徐文华、顾亻必戍边。
初，颜颐寿等既逮治，备尝五毒，闻者惨之。
己而皆夺官罢归，独文华、亻必论戍边，二人皆与璁等廷争大礼者。
江潮、李璋、李珏、章纶、马豸等俱夺官，韩良相及其左证俱论遣。
璁等自谓平反有功，请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内外诸臣，以明颐寿等之欺罔。
从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贯反。
己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为师。
四川抚、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狱。
自吐为李午孙，大礼之子，世习白社妖教。
假称唐裔当出驭世，惑民倡乱，与《大狱录》姓名无异。
抚、按官论同坐斩，奉旨诛之。
都御史庞尚鹏上言：“据李同之狱，福达之罪益彰。
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烈矣。
郭勋世受国恩，乃一党一逆寇，陷缙绅。
而枢要之人，悉颐指气使，一至于是。
万一一陰一蓄异谋，人人听命，为祸可忍言哉！乞将勋等官爵追夺，以垂鉴戒；马录等特加优异，以伸忠良之气。”
穆宗从之，见当时死事、谪戍者，皆得叙录，是狱始明。
谷应泰曰：永嘉、安仁是举也，果为平亭冤狱乎哉？亦一党一武定，雠诸台谏尔。
当其议大礼时，礼官尝要勋同疏攻永嘉，勋后窃语永嘉曰：“吾尝谓汪俊，此事关系甚大，宜折中不可偏执。
俊与吾力辨，至大诟而止。
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
永嘉信之，收其语于《大典》中，且曰“勋竟以是构怒于众”云。
及后再议考献皇帝，徐文华等与璁力辨，勋遽曰：“祖训如是，古礼如是，璁等言当，更何议！”于是璁等与勋同上议当考献皇，伯孝宗，而勋益见悦于永嘉矣。
游言一唱，鼓簧宸聪，则帝亦以勋为心膂臣矣。
及福达狱起，而台谏诸臣乃力攻勋，必欲置之连坐。
此其所以反复追谳，必翻释而后已也。
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
非为福达，为武定耳。
武定获伸，则诸臣之窜削有弗恤矣。
甚哉！永嘉之举也。
然则台谏岂尽无过乎？夫武定之主福达罪，固有在，而必欲连坐，则甚矣。
当福达判乱时，武定岂与其谋耶？及福达以方术见勋，亦以方术遇之耳，而岂知前日之为叛贼也。
迨其事露，特不宜与之请嘱耳。
而嗾使陈白，则未知其果有与否也。
故待福达狱定之后，治其请嘱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连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纵”之律，本与勋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绳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释之纷纷也。
福达之狱，前已奉命监决矣。
使当时诸臣稍存宽缓，待福达伏诛之后群攻武定，则勋亦百口莫解，虽欲再鞫福达以自为地，何可得耶？惜乎诸臣虑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诸司俱罹其祸也。
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