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
臣行
【原文】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一事，以厉主意。
如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
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
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
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
此为忠矣。
)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己无忧。
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
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
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騃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所以进善也。”
)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
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
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
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
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
如此者，一奸一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
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一党一，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
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一党一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
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一奸一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陰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谐取，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一婬一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
其本情在乎仁也。
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一宠一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一婬一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
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
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蜲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
朱云延诘张禹曰：“一尸一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
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
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岨峗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
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
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
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矣。”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
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
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
及曹一操一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
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匪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音绮连反)旗者数矣，可谓壮士。
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
贤者诚重其死。
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一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大史公曰：“魏豹、彭城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
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
得摄尺寸之一柄一，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
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
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太山。
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候。”
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
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裴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
降志辱身，俯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骋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
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
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黥之度矣。
终弃旧恶，长者哉！”
(宋宗悫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客必方丈。
其为悫设，则粟饭，悫亦致饱。
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史也。
)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
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
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一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一爱一君，不可以为相。
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
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
张邈叛。
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
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
三子之才，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
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非，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
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
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
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
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
安仁者，一性一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
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
中庸已降，才则好偏。
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僻，由也喭。
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
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吁！何为其然？夫肖一精一天地，负陰抱陽，虽清浊贤愚，其一性一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
故一靡一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一爱一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
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得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古语云：“廉士非不一爱一财，取之以道。”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矫伪之谓也。
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
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
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
欲以要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
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起，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
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
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
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
柔者德也，刚者贼也。
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
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
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
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
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
若海内纷纷，雌雄未决而失信义于天下，败亡之道也。
当七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
何晏之论当矣。
)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
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
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
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着于遐迩矣。
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
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宏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
招之东海，属之华裔。
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
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
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
若乃一逼一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
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
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
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
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一尸一流血，不足为仁。
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
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一涌。
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
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泽于国中之人。
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一毛一不犯。
勋业垂济而陨。
观其遗文，谟谋宏远矣。
己有利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
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
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
余以为睹孔明之忠，一奸一臣立节。
殆将与伊、吕争胜，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一宠一，不偏疏远。
虽《书》云：“无偏无一党一”，《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
此所以并诸侯也。
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侯信之。
此管仲、咎犯之谋也。
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
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
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也。
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
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乎？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
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
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
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欢甚也。”
鞅曰：“始吾说公以帝道，而君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
吾又说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
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
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
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
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先天下之援，不可。”
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
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
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
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
吾不可以无礼于燕。”
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
由此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
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
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
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
)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
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
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
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
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
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
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
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晋侯使荀桓子与楚战于邲，桓子败归而请死，晋侯欲许之。
士贞子曰：“不可。
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
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
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
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曰：“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
楚是以再世不竞。
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
君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若日月之蚀，何损于明？”
晋侯使复其位也。
)
汉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
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
遇燕王绾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
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汉贤相。
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袁盎问汉文帝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
上曰：“社稷臣也。”
盎曰：“可谓功臣，非社稷臣。
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
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绛侯为太尉，主兵一柄一，不能正。
吕氏崩，大臣相与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
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
)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着三人。
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
蕃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
着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
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或曰：“谢安石为相，可与何人为比？”
虞南曰：“昔顾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称其质重，莫以为偶。
夫以东晋衰微，疆埸日骇，况永固(符坚字也)六夷英主，亲率百万；苻融俊才名相，执锐先驱，厉虎狼之爪牙，骋长蛇之锋锷，先筑宾馆，以待晋君。
强弱而论，鸿一毛一太山，不足为喻。
文静深拒桓沛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于胸中矣。
夫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者欤？若论其度量，近古已来，未见其匹。”
隋炀帝在东宫，尝谓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
对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议曰：胆气果敢，猛将也；渊而有谋，谋将也。
)；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议曰：拳捷矫悍，斗将也；御军齐肃，领将也。
)；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议曰：领一偏师，所向无敌，骑将也；包罗英雄，使群才各当其用，大将也。
)。”
太子曰：“善。”
故自“六正”至于“问将”，皆人臣得失之效也。
古语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
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擒于越；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
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
是以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兑也。
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而襄王得国。
因斯而谈，夫有国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综人物，论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余议，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闻。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术也。
)
【译文】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先，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
在大大燃一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
能够具有这种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
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一爱一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一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一精一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
能做到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
袁安回答道：“象杨阜这样的臣子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
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只不过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但这不是忠臣的应有的做法。
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人品样样都好，他和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人主的错误，只是几十次地送奏章给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他写过奏折。
陈群向人主提了意见而不自我标榜，所以后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
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
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
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
如果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
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
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
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
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一性一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一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
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
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一婬一，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
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一爱一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
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
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一性一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一操一，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
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一操一、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
]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滑一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
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一爱一好，凡有所一爱一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
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
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陰险一奸一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一奸一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
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一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一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
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一党一，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
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一党一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一导一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一上一下一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一导一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一导一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
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以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陰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
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
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
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
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
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一奸一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一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陰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一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
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一导一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一导一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
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
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
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候都被她迷住了。
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
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
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
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yín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
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于是皇帝的老师。
比于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一爱一之心。
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
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一导一人的yín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
象他这种作法，一爱一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
《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
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
泄冶就是这种人。”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
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一精一神的体制。
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
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
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
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
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
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
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
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
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
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
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
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
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
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
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
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一操一，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
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
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精一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
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
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
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一精一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
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一精一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
等到曹一操一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
雍丘被曹一操一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
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
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
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
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一性一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
他说：“曹一操一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一操一。
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
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
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一操一、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
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
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一操一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
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一操一，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
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
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
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有人问：“天下闻名的游侠季布，当年曾是项羽麾下战将，一次追击刘邦，差点杀了刘邦。
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悬重赏全国通缉他，同时下令，谁敢藏匿他就诛灭九族。
弄得季布无处藏身，剃成了光头，毁了容，东躲西藏，四处流窜。
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
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
这样对吗？”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
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一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
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
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厚负重，委屈求全。
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一杀。
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
[对生与义的冲突和取舍，司马迁还有一种说法：“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自己的军队，能征惯战，都是一方的霸主，他们投靠哪一方，对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两个人虽然出身卑贱，一个是亡命徒，一个是打鱼的，然而乱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众呼啸，攻城略地，席卷千里，就有了称王称霸的资本，杀人 放火，气焰嚣张，天天都是他们得意的时候。
这种土匪、流一氓出身的投机分子，心怀叛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一旦社会安定，就没他们的立足之地了。
这种人失败了是不会自一杀的，他们宁愿被俘虏，受尽凌一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这是什么道理呢？”
司马迁说：“象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会觉得羞耻，更何况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项羽失败了，都因元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一杀了。
但这些人失败之后，宁可被俘也不愿自行了断，落到坐大狱、受刑戮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忧惧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点权力，就想实现他的理想，让天下来个天翻地覆，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想死。”
这些纵横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业，为此受什么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马迁在《蔺相如列传》之后，赞颂蔺相如时说过：“一个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还要决心去做，这是需要大勇的。
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
决定死还是生，这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
当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准备人玉俱毁的时候，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一文弱书生，当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过被砍头而已。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出这一决定是最难的，就连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宫，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反而镇住了秦国上下。
后来他回到赵国，因此举功劳太大，位比廉颇，老将军心有不服，处处和他过不去，然而蔺相如总是百般谦让，后来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
象蔺相如这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时、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不轻言牺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英雄。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
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
]
[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魏晋南北朝末，在刘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个叫宗悫的落魄书生，他的同乡庾业很瞧不起他。
庾业有钱有势，豪阔得很，宴请客人，一上几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见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饭菜却只有用稗子等杂粮煮的粗饭，宗悫照样坦然地吃。
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杀之权集于一身，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秘书长。
]对宗悫这种不记恨过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的度量该如何理解、评价呢？
斐子野在谈到几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时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穷就穷，很坦然，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
这样的素养、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低头认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顺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无赖泼皮之下，忍受胯一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
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
“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蔑、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
一种是英雄情一操一，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另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认为人生本来平淡，从不侈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这样的人，却兼有这两种情一操一、气度的长处。
当年庾业在高朋满座的情况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有理想，有大志，这一点和韩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做部下，不把过去的旧恶放在心上，这种崇高的宽厚的长者之风又和曾子、原宪一样。
确实是了不起啊！”
后世的人在谈到西汉时的郦寄把朋友吕禄骗到效外游玩，给了周勃他们推翻吕后政权的机会这件事时，认为从个人道义上讲，郦寄出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
这个道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
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陰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他的卫戌部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
这不是出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种手段。”
[曹一操一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
就在这期间，曹一操一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
这时曹一操一只好亲自迎战吕布。
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一操一，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
曹一操一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
结果靳允被说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一操一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一操一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
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一操一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
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一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
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
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
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
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一爱一，怎么会一爱一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一爱一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一操一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
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
你若留在我身边，曹一操一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
你还是去吧。”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
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一导一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一爱一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一导一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
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
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
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一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一爱一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
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一导一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一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
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
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圣人（指孔子）说过，仁义的人自己就是仁义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义的教化。
害怕触犯法规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
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不难发现，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
天生仁义的人，本一性一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一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安仁”、“利仁”、“强仁”这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
[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器识、才具、学问、见地、品一操一，没有一样不完美的。
圣人以下，中等禀赋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备了，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品德、才学都有长有短。
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时说：柴的缺点是愚笨，参的缺点是鲁莽，师不诚实，由太粗俗。
由此看来，德才兼备有如圣者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数，一个人要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克服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坏习惯，由好的行为习惯慢慢影响心理素质。
但是世人又讨厌做作，喜欢坦率。
不过一个贪愚的人就很坦率，贪得直爽，愚得可一爱一，可是能因此而听之任之吗？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
啊，道理可不能这么讲。
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则、形象生出来的，本身就具备陰陽之一性一。
虽然生下来后有清秀、混浊、贤惠、愚蠢的不同，个一性一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荣华富贵，美貌动人..
这种种欲一望原则上是相同的。
所以男男一女女都一爱一修饰打扮自己，美容化妆，护肤驻颜；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级车，乘骏马，觉得这样才风光气派。
与此相反，苦其心志，甘愿清贫，在滚滚红尘中洁身自好，坚守节一操一，在世道人情上都觉得十分困难。
处处为公，大公无私，真要人人做到这一点，是很痛苦的。
在理论上是不错，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须按学问道德的标准刻苦修练自己。
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德才兼备，本一性一仁慈，假如不在后天用仁、义、礼、智、信教育节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一性一自一由发展，就会象流水一样飘荡、放一浪一，怎么可能吃苦耐劳，安于淡泊，做到忠贞高洁，一心为公，见财不起意，动静合规矩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古人说得好，清正廉洁的官员、名人不是不一爱一财，而是“君子一爱一财，取之以道”。
经》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后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宝石那样，雕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伪劣的地方去掉，这样才能成为珍宝。
假如任其痴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滥，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而自视其高，认为不用理一性一加以规范才是不矫情，不虚伪，那么，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认为用后天的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不自然，但是通过渐进的矫正改变人一性一的弱点，这就是礼义的开始，而放任自流，顺其天一性一的结果，人就会被贪婪卑劣所主宰。
即使用强制手段让国民行仁义之道，又怎么可以稀里胡涂地否定呢？]
有人问：“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万，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说：“白起活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是个大骗局。
他当初答应投降了没事，结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从此以后，白起再也难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困难。
假如赵军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普天之下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一尸一骨积为丘，从此以后，如果再与秦国交战，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谁还肯再投降，哪座城还肯归顺！所以白起虽然能一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但是这等于告诉天下人，你们必须决一死战，绝不可投降。
白起为争一时之功，结果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
从战略上讲，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在军事上表面胜利了，在政治上、国际上却破坏了自己的整体计划。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赵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如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赵奢那样的将领，那么下一次的大战一起，秦国就不是前一次的对手了。
况且从今以后，白起使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汽了。
后来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并不是因为赵国经此一败而由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秦国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
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
“再说长平之战在开战之前，秦国的兵源不足，重新变更法令，规定凡年满十五岁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和赵作战。
以秦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一仗打下来，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秦国大伤元气损失更大。
象白起这种不懂战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长远利益的将领，怎么能称得上是奇将呢？”
[我认为，黄石公所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道理很对。
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
柔一弱的人一般总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会集中到他身上。
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纣王当年百战百胜，最后还是被周武王彻底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和刘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胜利了，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
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说：“全国各路诸侯，都不希望项羽打胜仗。
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恐惧感，就彼此结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
楚国项羽强大了，只会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吸引过来与自己作对。”
从这个道理看来，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
这个时候，要想获得彻底的成功，就必须取信于人，真诚相待，否则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
根据这个原则，回过头来再看长平之战，当时正是七雄争霸之际，秦国统一天下的实力还不够，六国诸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白起一下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吓坏了各路诸侯，赶紧按照张仪的合纵之计组织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抗秦。
这样一来，对秦国非常不利。
白起贪求奇功，自以为得计，实为秦国的一次大失败。
因此何晏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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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
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
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
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
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
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
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