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白话版·唐纪四十二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大历十四年
唐纪四十二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779年）
[1]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并同平章事。
上方励一精一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甫，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迁谪中用之。
琳，太原人，一性一粗率，喜诙谐，无他长，与张涉善，涉称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闻者无不骇愕。
[1]八月，甲辰（初七），德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二人都为同平章事。
当时，德宗正在励一精一图治，用人不拘等次。
德宗曾向崔甫征询择相的意见，崔甫推荐杨炎有才干，能办事。
德宗平素也听说过杨炎的声名，于是便起用了贬谪中的杨炎。
乔琳是太原人，生一性一粗疏草率，喜欢诙谐，没有别的长处。
乔琳与张涉关系亲密，张涉称道乔琳的才能可能可以委以大任，德宗听信了张涉的话，便起用了乔琳。
听到任命乔琳为相的人，没有不感到惊讶的。
[2]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
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袭衣而遣之。
[2]代宗在位期间，吐蕃数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但对唐朝的侵扰劫掠却并未止息。
代宗拘留了吐蕃前后八次派来的全部使者，其中有些人直到老死，没能回归吐蕃。
对俘获的吐蕃人，则统统发配到长江以南和五岭以外。
德宗打算以德政安一抚吐蕃，乙巳（初八），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全数召集俘虏来的五百吐蕃人，每人赐给衣服一套，将他们遣返吐蕃。
[3]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以为：“选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
今选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而已。
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
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
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
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
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罪其私冒。
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
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
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试职于州郡。
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
黎庶徒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
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
盖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
今诸道节度、都一团一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
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
利害之理，较然可观。
令诸使僚佐尽受于选曹，则安能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乎！”既济，吴人也。
[3]协律郎沈既济奏上有关选任官员的议论，他认为：“选拔任用官员的办法，只有三个类别，这就是德行、才干、劳绩。
现今，主持选辟事务的选曹对此全未涉及；所实行的考查官员的办法，全都停留在书法文理、资历考课、言词和应对周旋等方面。
行一事安稳，讲话从容，这并不就是德行；撰写文章，清词丽句，这并不就是才干；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望和考课成绩，这并不就是劳绩。
以此三项为标准，来延招天下之士，当然是不能全部延招来的。
现在居官的人并不是本地人在本地任职，所以用人不可以本地的评议为依据。
由一个部门单独去审查官吏；是难以考核详明的，所以不可专门交给吏部。
我慎重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应当让宰相提出授官与奖励的意见，而让吏部和兵部参预评论。
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或者幕僚佐吏之类人员，应该允许州、府自行任用。
如有牧守、将帅选拔任用不能出于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纠察和检举他们，对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加以治罪。
后果轻的，予以贬官降职，后果严重的，按刑律法典治罪。
如此责成百官，授以职任，谁还敢不尽力办事呢！倘若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有德有才的官员，虽未奖掖，而他们自然会得到晋升；没有贤才的官员，虽未贬抑，而他们自然会遭受摈斥。
各方面具有才干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官职，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了。
现在铨选的办法，都是由吏部选择人才，而在州郡试行职任。
如果才能与职任不能相称，办事紊乱不堪，责问刺史，刺史就会说，此人是由吏部委任为官的，我可不敢自行废黜；责问侍郎，侍郎就会说，这是通过考核书法公文和资历考课而授官的，我可不能保证他到州郡后一定能够胜任；责问令史，令史就会说，按察百官，是依据资历和任官升降来办事的，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百姓徒然以此为弊端，又由谁来承担罪责呢！假如让牧守自行任用官佐，牧守的罪责又怎会脱逃呢！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只要撤换刺史一人，就能使情况改变过来了。
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滥了，就是换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是因为候选授官的人员过于繁多，不可能了解清楚。
这是任官制度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并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
现在，自判官、副将以下的人员，都让各道的节度使、都一团一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选任，即便其间也有徇私之事，但是大体说来，十成里犹有七成是可取的。
因而自行任用官佐属吏的办法，已经试行于今，只是还没有在州县普及开来罢了。
上述两种任官办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显明可见的。
倘若让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听受选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镇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里繁重的财赋事务呢！”沈既济是吴地人。
[4]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贬潮州刺史。
时杨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复擢为衡州刺史。
始，皋之遭诬在治，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
皋，明之玄孙也。
[4]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皋治理政务，很有成绩，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妒忌他，便以刑法陷害，使他被贬为潮州刺史。
当时，杨炎正在道州，知道李皋是无辜的。
及至杨炎入朝出任宰相，再次提升李皋为衡州刺史。
当初，李皋遇到诬陷，正在经受审讯，他考虑到太妃年老，将会受惊而悲伤，所以，他出门时穿上囚服去受审，回家后便穿上朝服，手执笏板，衣垂鱼袋。
李皋即将被贬到潮州，他却以升迁向太妃报喜。
至此，李皋才跪在太妃面前认错，并以实情相告。
李皋是李明的玄孙。
[5]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
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不时应令。
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既离营，使入追捕，诬以他罪，且曰：“黄之败，职尔之由！”尽杀之。
[5]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替代了郭子仪的职务以后，府的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因功劳声名素来在李怀光之上，都郁郁不乐，心中不服。
李怀光派兵防御吐蕃，在长武城屯驻，诸将对李怀光规定的军队进驻与退防的时间，都不按时应命。
监军翟文秀劝说李怀光上奏朝廷，让诸将回朝执行宿卫任务。
诸将离开军营后，李怀光派人追捕诸将，诬蔑诸将犯了别的罪过，而且说：“浑在黄失败，都是因为你们的原故！”于是将诸将全部杀掉。
[6]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宁。
[6]九月，甲戌（初七），朝廷将淮西改称为淮宁。
[7]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一婬一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7]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来到蜀地十余年，仗着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肆意骄奢一婬一逸，朝廷感到忧虑，但又无法换掉他。
至此，崔宁入朝，德宗加封他为司空，兼任山陵使。
南诏王罗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
冬，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
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
上忧之，趣宁归镇。
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日：“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
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
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
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
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
愿陛下熟察。”
上曰：“然则奈何？”
对曰：“请留宁，发朱所领范陽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
上曰：“善。”
遂留宁。
南诏王罗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又死在他的前头，他的孙子异牟寻即位为王。
冬季，十月，丁酉朔（初一），吐蕃与南诏合兵共十万人，分三道入侵，一支军队从茂州出发，一支军队从扶州和文州出发，一支军队从黎州和雅州出发。
他们声称：“我们打算拿下蜀地，作为我们东部的府。”
当时，崔宁正在京城，他所留下的各个将领不能抵御敌军的进攻。
敌军接连攻陷了一些州县，刺史丢下守城逃跑，百姓逃避到山谷之中。
德宗忧心忡忡，催促崔宁回西川。
崔宁向德宗辞行以后，杨炎对德宗说：“蜀地物产富饶，崔宁占据此地，朝廷等于失掉了自己的外府，至今已有十四年了。
崔宁虽然入朝了，但西川的整个军队还在他背后支撑着，他们不向朝廷交纳贡赋，这与朝廷失去蜀地是一样的。
况且，崔宁本来与西川诸将是同一等辈，乘着变乱而得到节度使的地位，威望不高，命令难行。
现在，即使派他回去，恐怕也是无所建树的。
倘若他取得成功，从道义上说，蜀地便是不可强夺的了。
这就是说，蜀地战败，朝廷固然失去了它，蜀地取胜，朝廷还是不能得到它。
希望陛下仔细考察。”
德宗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才好呢？”
杨炎回答：“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城，另派朱所统领的范陽兵数千人，其间掺入禁军，前去进击敌军，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借此而得以将禁军置于西川军的心腹之中，蜀将必定不敢妄动，再任命别人为西川统帅，使蜀地的千里沃野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是使国家因蒙受一些较小的损害，而收取了较大的好处啊。”
德宗说：“好。”
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城。
初，马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
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陇、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
东川出兵，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
范陽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
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
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
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
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
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当初，马妒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的功绩与声名，派遣李晟入朝宿卫，李晟担任了右神策军都将的职务。
德宗派出禁军四千人，让李晟率领；又派出州、陇州、范陽兵五千人，让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以此二军前去救蜀。
东川也派出军队，从江油挺一进白坝，与山南节度使的军队合击吐蕃和南诏，并且打败了他们。
范陽兵在七盘县追上了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再次打败了他们，并攻克了维州和茂州。
李晟军在大渡河外追击敌军，又打败了他们。
吐蕃和南诏的士兵因饥饿寒冷和坠一落荒崖野谷死去的有八九万人。
吐蕃人既后悔，又恼怒，杀掉了诱导他们前来入侵的人。
异牟寻恐惧，修筑了苴咩城，连绵达十五里，徙居到那里。
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8]上用法严，百官震悚。
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仪之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右金吾将军裴奏之。
或谓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独不为之地乎？”
曰：“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
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饼，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
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8]德宗执法严厉，百官无不震惊恐惧。
由于代宗入葬的日期已经临近，禁止人们屠牲宰畜。
郭子仪的仆从暗中杀了一只羊，装在车上，运到城中，右金吾将军裴将此事上奏。
有人对裴说：“郭公对国家有再造之功，你偏偏不肯为他留些余地吗？”
裴回答：“我这样做，正是要为郭公留出余地来啊。
郭公勋业高，声望重，皇上刚刚即位，认为群臣中依附郭公的人很多，我故意揭发郭公的一个小小饼失，以此表明郭公的威望和权力都是不足畏惧的。
这样做，上可以尊崇皇上，下可以安定大臣，不也是可以的吗！”
[9]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代宗。
将发引，上送之，见车不当驰道，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
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
肃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故王屿、黎干皆以左道得进。
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9]己酉（十三日），将睿文孝武皇帝葬于元陵，庙号代宗。
在将要出殡的时候，德宗亲自把灵车送了出来，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
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
德宗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
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陰陽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所以王屿和黎干都是靠着左道得以升官的。
德宗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山陵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选择日期。
[10]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0]十一月，丁丑（十一日），德宗任命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乔琳衰老耳聩，上或时访问，应对失次，所谋议复疏阔。
壬午，以琳为工部尚书，罢政事。
上由是疏张涉。
[11]乔琳年老体衰，耳朵重听，德宗有时候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有失条理，所谋划计议的内容又很疏陋迂阔。
壬午（十六日），德宗任命乔琳为工部尚书，免去同平章事。
德宗自此和张涉也疏远了。
[12]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
炎托以北边须大臣镇抚，癸巳，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坊州。
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
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州留后。
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12]杨炎把崔宁留在京城以后，两人的关系自此便恶化起来。
杨炎托称北部边防需要大臣镇守抚一慰，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
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
又任命灵盐节度都虞侯醴泉人杜希全知灵、盐二州留后，任命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及绥、银、麟、胜各州留后，任命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三州留后。
当时，崔宁已经出镇，不应当再设置留后，杨炎打算削夺崔
宁的权力，并且暗中察看他的活动，便令杜希全等三人都可以特别奏事，同时
暗示他们伺察崔宁的过失。
[13]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13]十二月，乙卯（十九日），德宗册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14]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
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傍为便，故久不出。
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
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
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一靡一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
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
请出之以归有司。
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
如此，然后可以为政。”
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一精一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
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14]根据原有的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贮存，由太府按季节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核钱帛的收支情况。
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的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有能再由内库搬出。
从此，国家的财赋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得知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
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
杨炎在德宗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
所以，以前各朝都以重臣掌管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
现在，专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
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给主管部门管理。
推算好宫中每年需用多少，悉数进上，决不敢有所缺少。
能够这样，此后才能办好朝政。”
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都交还左藏，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出一精一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
杨炎只用一席话便改变了皇上的主意，议事的人们都称赞他。
[15]丙寅晦，日有食之。
[15]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6]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
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
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16]湖南赋寇首领王国良依山为盗，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关播前去招抚。
辞行之际，德宗和关播询问办好政事的关键，关播回答道：“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陛下必须寻找有道贤人，并与他们一齐治理国家。”
德宗说：“我近来已经颁下诏书，寻求贤才，还派出使者，多方面地搜罗寻访，这大概可以使国家政治修明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寻求和使者荐举，只能得到一些凭着文词追求仕禄的人物罢了，有道贤人哪里会随着一纸公文而被推举、先拔一出来呢！”德宗闻此大悦。
[17]崔甫有疾，上令舆与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17]崔甫身患疾病，德宗让他坐着肩舆到中书省。
有时，崔甫正在家中休假，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德宗便命中使到崔甫家中咨询，然后做出决定。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元年（庚申、780）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
[1]春，正月，丁卯朔，改元。
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
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
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1]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更改年号。
群臣为德宗进献尊号，称作圣神文武皇帝。
大赦天下。
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
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
在两税以外，就是向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
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
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
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
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
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
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
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
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
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
到了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到处征收赋敛，一逼一十迫催促，再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征收部门增加了，可是互相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自随意增加课税，
巧立名目，新老名目相互重复，毫无限度。
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当僧人
得以免除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逃避的去处，所以上等户优游而
下等户劳瘁。
征税的吏员又乘机侵吞，百姓十天输赋一月送税，经受不了如此
困窘，大抵都逃亡流徙成为浮户，那些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
至此，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
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
无论主户、客户，
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
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
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
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
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
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是颁布赦文，命令实施。
[2]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
元载之死，晏有力焉。
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
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是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
崔甫言：“兹事暖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
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
上从之。
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2]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担任侍郎，两不悦服。
元载被杀，刘晏起了很大的作用。
及至德宗即位以后，刘晏长期执掌财利的权一柄一，众人颇为妒忌他，多上言称转运使一职应当罢去，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经秘密上表劝说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
杨炎出任宰相以后，打算为元载报仇，因而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和刘忠翼同谋，我作为宰相，不能声讨他，真是罪该万死。”
崔甫说：“这件事并未搞清楚，既然陛下已经以广阔的襟怀实行了大赦，就不应该再来追究这些不实之辞。”
于是杨炎又提出建议：“尚书省是国家大政的根本，近来设置诸使职，分掉和侵夺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应当恢复原有的制度。”
德宗听从了杨炎的建议。
甲子（疑误），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
[3]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
悦陽顺命，如符罢之。
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
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
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3]二月，丙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黜陟使十一人分道巡查全国。
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事奉朝廷还算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通晓时务，听说田悦军有七万人，便发下军符，要求裁减四万人，命他们解甲归农。
田悦佯装从命，按军符减员。
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都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
田悦于是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都回到军中。
由此，士兵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4]崔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陽渠，以兴屯田。
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
炎怒，以为沮己，徵秀实为司农卿。
丁未，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
京兆尹严郢奏：“按朔方五城，旧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
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
今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计所得不补所费，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也。”
疏奏，不报。
既而陵陽渠竟不成，弃之。
[4]崔甫因为身染疾病，多不管事，杨炎独揽朝廷大权，专门去做报恩复仇的事情。
他上奏采用元载生前留下的计划筑原州城，又打算征发长安、洛陽和关内的丁夫疏浚丰州陵陽渠，以便兴办屯田。
德宗派遣中使来到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处，询问此举利弊如何，段秀实认为：“现在边疆防御还很空虚，不适宜兴办事功，召引敌人。”
杨炎大怒，认为这是有意阻止自己，便征召段秀实担任司农卿。
丁未（十二日），德宗让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并让他移军原州驻扎，又任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
京兆尹严郢奏称：“据悉，朔方五城过去本是肥沃丰饶的土地，自从国家遭受变乱以来，由于无暇投入人力，因而导致土地荒废，耕种的不足十分之一。
如果有人力再将这里开垦出来，则不必等待疏通陵陽渠。
现在征发长安、洛陽、关辅百姓到丰州疏浚渠道，经营屯田，算起来，所得到的不足以补赏所耗费的，而且关辅百姓不免流亡离散。
这样做，是使京城辖区空虚，而对军事储备却毫无补益。”
此疏奏上，德宗不予答复。
后来，陵陽渠到底没能修成，将它废弃了。
[5]上用杨炎之言，托以奏事不实，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5]德宗采纳杨炎的主意，借口上奏的事情与实际不符，己酉（十四日），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6]癸丑，以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6]癸丑（十八日），德宗任命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该镇节度使。
[7]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
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
始居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
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
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
癸亥，以朱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7]杨炎打算修筑原州城，以便恢复秦州和原州，命令李怀光在前面监督施工，朱和崔宁各带领一万人分布两侧，在后护卫。
有诏书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的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我辈充当国家西大门的屏障，已经有十多年了。
一开始，我辈屯驻州，才将农桑各业经营起来，可以定居下来了，便又移军屯驻泾州，披荆斩棘，建立军府；在泾州还没有把座位坐暖，又被丢到塞外。
我辈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非要遭受如此对待呢！”李怀光刚刚当上宁节帅，便杀掉了温儒雅等人，军令十分严厉。
及至李怀光兼任泾原节帅，各个将领都很恐惧，他们说：“那五位将领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遭受杀戮？现在，李怀光又来到泾州，我辈怎能不忧虑呢！”刘文喜乘大家心中不安，占据了泾州，不服从诏命，还上疏要求再派段秀实来当泾州节帅，如果不能派段秀实来，便派朱来。
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朱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替代李怀光。
[8]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金，事觉；上怒，欲置于法。
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言于上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犯法，以臣愚观之，非先生之过也。”
上意解，辛未，放涉归田里。
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
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
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为当死久矣。”
上悯然，左迁京杲诸王傅。
忠臣乘机救人，多此类。
[8]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收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钱财的事情被发觉，德宗很生气，准备依法惩办。
李忠臣身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向德宗进言说：“陛下贵为天子，然而，天子的老师却因为缺少钱财而犯法，依我愚见，这并不是老师的过错啊。”
德宗的态度缓和下来。
辛未（初六），将张涉罢免还乡。
辛京杲因私忿用杖打死部曲，有关部门奏称辛京杲犯了死罪，德宗打算按有关部门的意见办。
李忠臣说：“辛京杲早就该死了。”
德宗问他此话怎讲，李忠臣说：“辛京杲的父亲和兄弟都战死了，只有辛京杲至今还活着，所以我认为辛京杲早就该死了。”
德宗心怀怜恤之情，将辛京杲降职为诸王师傅。
李忠臣利用时机，挽救人命，大多如此。
[9]杨炎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
既而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
癸巳，复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
[9]杨炎罢除了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来代替。
不久，由于尚书省镑部门的职任久已荒废，部门之间不通声气，未能把事办好，无法将全国的钱粮统一掌管起来，癸巳（二十八日），德宗再次任命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任命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暂时代理江、淮水陆转运使，都和原来的制度一样。
[10]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
上命朱、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10]刘文喜又不服从诏命，准备自求节度使的旌节。
夏季，四月，乙未朔（初一），他占据泾州叛乱，打发他的儿子到吐蕃为人质，以求援助。
德宗命令朱、李怀光前去讨伐他，还命令神策军使张巨济带领禁军二千人前往协助。
[11]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一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
吐蕃大悦，除道迎伦。
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赙赠。
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
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
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
击以示威，归以示信。
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
[11]吐蕃人最初听说韦伦将俘虏送回来时，并不相信。
及至被俘者回到吐蕃，各自返还部落，声称“新皇上将宫女释放出宫，将禽一兽放生，他的英风威声和圣明仁德，真是遍及中原。”
吐蕃人听了很高兴，便打扫道路，迎接韦伦。
吐蕃赞普立即派出使者，跟随韦伦入朝进贡，并且赠送助办丧事的物品。
癸卯（九月），吐蕃使者来到京城，德宗按照礼节接待了他。
不久，蜀地的将领向上建言：“吐蕃人豺狼成一性一，我方捉获的俘虏不应放还。”
德宗说：“戎狄侵犯边疆，我们便打击他们；他们服从朝廷，我们便归还俘虏。
打击他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威严；归还俘虏，是显示朝廷的信义。
假如不能将威严和信义树立起来，又怎能安一抚边远各族呢！”德宗命令将吐蕃俘虏悉数放还。
[12]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
武将、一奸一吏，缘此侵渔下民。
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
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12]代宗在位时期，每当大年初一、冬至、端午、皇上的生日，州府长官争着在定额赋税之外争着向朝廷进贡，进贡多的，便能得到皇上的欢心，武将和一奸一滑的官吏便借此侵吞百姓的财物。
癸丑（十九日），是德宗的生日，德宗对各地进贡概不接受。
李正己、田悦各献细绢三万匹，德宗悉数拨归度支，以此代替两处应纳的租税。
[13]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
伦请上自为载书，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上画可而已，从之。
[13]五月，戊辰（初五），德宗任命韦伦为太常卿。
乙酉（二十二日），再次派遣韦伦出使吐蕃。
韦伦请求德宗亲自撰写盟书，与吐蕃结盟。
杨炎认为德宗与吐蕃赞普地位不对等，请求同郭子仪等人撰写盟书上报德宗，再由德宗批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14]朱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
天方旱，徵发馈运，内外騷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
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
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
上曰：“名一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
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
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
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
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
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14]朱等将刘文喜包一皮围在泾州，堵塞了泾州出入的通道，但又关闭营垒，不与刘文喜交战，长时间不能攻克泾州。
当时正值天旱，征发粮草，输送给养，使得朝野内外騷动不安，朝中诸臣上书请求赦免刘文喜，以便使疲乏困顿的百姓得到休息的，多得难以记载。
德宗全不听从，他说：“连个小小的忤逆之臣都不能铲除，还拿什么来号令全国！”刘文喜让部将刘海宾入朝上奏。
刘海宾对德宗说：“我是陛下在藩邸时的部曲，怎肯依附叛逆之臣，我一定要为陛下将刘文喜斩首示众，并献给朝廷。
但是，刘文喜现在所希求的，不过是当节度使而已，希望陛下暂时满足他，刘文喜必然会懈怠，这样，我的计谋便能够实施了。”
德宗说：“爵号与车服不能随便借给人，你能立刻效命固然很好，节度使一职，他不能得到。”
德宗让刘海宾回去将此意告诉刘文喜，而对刘文喜的进攻也仍在继续。
德宗自减进食，供给士兵，城中应当得到春天服装的将士，也都象过去一样赐给。
由此，大家才知道皇帝对刘文喜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
当时，吐蕃才与唐朝交好，不肯为刘文喜派兵，泾州城中形势窘困。
庚寅（二十七日），刘海宾与诸将一起杀死刘文喜，并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而原州城终究没能修成。
自上即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
正己益惧。
自从德宗即位以来，李正己内心感到不安。
他派遣参佐入朝奏事，适值泾州捷报奏到朝廷，德宗便让李正己的参佐观看了刘文喜的人头，然后让他回去。
李正己越发恐惧。
[15]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薨。
[15]六月，甲午朔（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去世。
[16]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
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
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16]道术之士桑道茂向德宗进言：“不出几年，陛下会有暂离宫廷的危难。
我望见奉天城有天子之气，应当将此城建得高大些，以备非常事件发生。”
辛丑（初八），德宗命令京兆府征发民数千人，夹杂六军的士兵，前去修筑奉天城。
[17]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
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
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
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
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
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
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
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
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7]当初，回纥的风俗质朴敦厚，君臣间的等级差异不甚显著，所以能够大家一条心，强劲雄健，无所匹敌。
及至回纥为唐朝立了功劳，唐朝赐赠给回纥的物品甚为丰厚，登里可汗开始妄自尊大起来。
他建筑了宫殿，搬进去居住，身边的妇女也有了搽粉画眉，身著绣衣的装饰，大唐因此财力空虚，而回纥的风俗也败坏了。
及至代宗驾崩，德宗派遣中使梁文秀前往回纥通报噩耗时，登里态度骄傲，不按礼节接待来使。
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大唐富饶，现在乘大唐忙于丧事发起进攻，可以获得莫大好处。
登里听从了九姓胡人的劝说，打算举国入侵大唐。
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的堂兄，劝谏登里说：“唐朝是个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
前年我们入侵太原，获得羊马数万，可以称得上大捷了。
但是，路途太远，粮食缺乏，及至归国，士兵大多徒步行走了。
现在又要举国远征，万一不能取得胜利，那将如何撤军回国呢！”登里不肯听从。
顿莫贺乘回纥民心不愿意南下侵犯之机，发兵击杀登里以及九姓胡人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
他派遣臣属聿达干与梁文秀一齐入朝觐见，表示愿意作朝廷的藩臣，不剪垂发，等待朝廷的诏命。
乙卯（二十二日），德宗命令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册命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8]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
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以捍西原蛮。
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
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
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
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
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
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
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
国良趋出，迎拜请罪。
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
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18]秋季，七月，丙寅（初四），邵州贼寇头领王国良归降。
王国良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让他驻守武冈，以便抗御西原蛮。
辛京杲贪婪残暴，知道王国良家殷富，便将死罪加到王国良身上。
王国良害怕，便占据武冈县城，发起叛乱。
他与西原蛮汇合，聚集了一千人，侵犯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都受到他的侵害。
德宗诏令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伐王国良，但是连年不能取胜。
及至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一逼一十迫疲困的百姓诛杀反叛，这不是好办法。”
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不敢背叛朝廷，只想自救一死罢了。
我和将军都遭受辛京杲的罗织陷害，我已蒙圣明的朝廷洗刷冤屈，怎么会忍心对将军以兵刃相加呢！将军遇上了我，如果不肯快快归降，后悔就来不及了。”
王国良又喜欢，又害怕，对于派遣使者请降与否，迟疑不决。
于是，李皋扮作使者，只让一人骑马跟随，奔走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快来受降吧！”全军闻此大惊。
王国良快步走出来，迎上去，跪拜请罪。
李皋拉着王国良的手，与他结为兄弟，烧掉了所有的进攻与防守的器一具，遣散了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家务农。
德宗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赐他名字叫做惟新。
[19]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19]辛巳（十九日），遥尊德宗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20]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
天下冤之。
[20]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
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
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
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
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
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
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晏有一精一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
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一精一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
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一污。”
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
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
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
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
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一精一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
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
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
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一涨暴跌的忧虑。
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
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一精一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
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
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一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一大多贪一污受贿。”
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
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
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
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一出来的得力人员。
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一爱一民为先。
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
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
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
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
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
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
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
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
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
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
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
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
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
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
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
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
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
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
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
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騷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
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
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
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
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更高。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
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陰，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
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
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
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
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
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
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
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
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
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在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流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
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陰，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
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
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
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
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
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一浪一费的钱财太多了。”
刘晏说：“不是这样。
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有长远的考虑。
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件就会坚固牢靠了。
如果急于同这些人不厌烦细地计较分文，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他日一定会有嫌我所付给的工钱多便减少工钱的人，减少费用在半数以下还是可以的，超过此数，漕运就不能维持了。”
此后五十年，有关部门果然将工钱减去一半。
及至咸通年间，有关部门计算费用支给工钱，造船者不再有余利可图，造出的船只愈发单薄脆弱，容易毁坏，漕运于是废止了。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刘晏是个勤勉力行的人，无论事务清闲抑或繁剧，都一定要在当天决断完毕，不让事情过夜，后来讲论财利的官员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
[21]八月，甲午，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
董突者，武义可汗之叔父也。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
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
光晟欲杀回纥，取其辎重，而畏其众强，未敢发。
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
光晟喜其一党一自离，许之。
上以陕州之辱，心恨回纥；光晟知上旨，乃奏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
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
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赉盗粮者也。
请杀之。”
三奏，上不许。
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董突怒，执而鞭之数十。
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
独留一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
上徵光晟为右金吾将军，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币。
回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上为之贬光晟为睦王傅以慰其意。
[21]八月，甲午（初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死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
董突是武义可汗的叔父。
代宗在位期间，九姓胡经常假冒回纥的名义，杂居在京城，经商时恣意暴虐，与回纥一起，成为公家和私人的祸害。
德宗即位后，命令董突带领同来的人悉数回国，他们带走的包一皮裹很多。
董突一行到振武，逗留了几个月，索求丰厚的供给，每天吃肉一千斤，用去其他物品与此相当，还听任砍柴放牧的回纥人糟踏瓜果和庄稼，振武的百姓都苦于回纥人的騷扰。
张光晟打算杀死这些回纥人，取得他们的包一皮裹，但又忌惮回纥人多势强，未敢发起行动。
九姓胡人听说他们的部族被回纥新即位的可汗所杀戮，很多人半道逃走。
董突对九姓胡人的防范很严密，九姓胡人既不能逃走，又不敢回来，于是向张光晟秘密献策，请求杀掉回纥人。
张光晟因九姓胡人与回纥人自相背离而感到高兴，便允许九姓胡的请求。
德宗因陕州之辱，心中痛恨回纥人。
张光晟知道了德宗的心思，便奉称：“回纥本族人数并不很多，能够辅助回纥强盛起来的，是那群胡人而已。
现在听说他们之间自相残害，顿莫贺新近即位，登里可汗移地健有个庶生的儿子，还有国相、梅录，都各自拥兵数千人，相互攻杀，国内尚未安定。
他们没有资财便不能指使他们的部众，陛下不乘这一时机铲除他们，却要放他们的人回国，还给他们财物，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给寇匪兵马，送给强盗粮秣的做法啊。
请将他们杀掉。”
三次上奏，德宗都没有许可。
于是，张光晟便让副将在回纥人居住的房舍门前往来，故意做出不礼貌的行为，董突大怒，捉住氨将，将他一抽一打了数十鞭。
张光晟统率士兵袭击回纥，连同九姓胡人一齐杀掉，一尸一首堆积起来，有如高丘。
张光晟只留下一个胡人，让他回国去做见证，以说明：“回纥人用鞭子一抽一打、羞辱大将，而且图谋偷袭和占领振武城，所以才先行诛杀了这一班人。”
德宗征召张光晟为右金吾将军，派遣中使王嘉祥前去去致送书信和礼物。
回纥请求得到擅杀之人，好为族人报仇，德宗因此贬张光晟为睦王傅，以图慰解回纥人。
[22]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
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
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22]德宗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任中书令衔，仍然担任卢龙、陇右节度使。
任命舒王李谟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任命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人姚令言为留后。
李谟是李邈的儿子，早年丧父，德宗收他为儿子。
[23]癸丑，诏赠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余宗族男一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马负而赐之。
[23]癸丑（二十二日），德宗颁诏赠给太后的父、祖、兄、弟官职，并为其余的太后族人男一女颁发拜官职、封食邑的告第告身，共计一百二十七通。
中使用马驼着它们，去颁赐给每个人。
[24]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
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
安问时日！”即命修之。
[24]九月，壬午（二十一日），将作奏称宣政殿的廓庑毁坏了，而十月在十二星次中属戌宫，为北斗魁星之气，不能进行修葺。
德宗说：“只要不妨害公家和百姓，那便是吉祥了，何必卜问时日凶吉呢！”随即命令修葺廓庑。
[25]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赂公行，天下不按赃吏者殆二十年。
惟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
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徵为左丞；邕去宣州，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发之。
冬，十月，己亥，贬连山尉。
于是州县始畏朝典，不敢放纵。
[25]在大历以前，征税、收支、薪俸都没有法度，高级官员得以专擅其事，加上元载、王缙执掌朝政，贿赂公行，全国不再按察贪赃官吏几达二十年。
只有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察虔州刺史源敷翰，判他流刑。
德宗因宣歙观察使薛邕是位温文尔雅的老臣，征召他担任左丞。
薛邕离开宣州时，盗窃隐瞒官家财物数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揭发了他。
冬季，十月己亥（初九），德宗将薛邕贬为连山县尉。
自此，州县开始畏惧朝廷法典，不敢任意妄为。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
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德宗即位之初，疏远摈斥宦官，亲近任用朝官。
但是，张涉因长于儒学而入侍禁中，薛邕因温文尔雅而登上朝堂，却相继由于贪赃而垮台。
宦官武将得到借口，他们说：“南衙文臣贪赃动不动就达到巨万，反而说我辈把国家搞混乱了，这难道不是欺人之谈吗！”由此，德宗开始心怀疑虑，不知道依靠谁人为好。
[26]中书舍人高参请分遣诸沈访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又命诸沈四人为判官，与中使分行诸道求之。
[26]中书舍人高参请求分别派遣沈氏诸人去寻访太后。
庚寅（疑误），德宗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又让沈氏四人任判官，与中使分别巡行各道，寻找皇太后。
[27]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
[27]十一月，首次命令在待制官以外，再推荐出朝集使二人，向他们询问当时朝政的得失，以及边远各地人民的疾苦。
[28]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妇不答。
上命礼官定公主拜见舅、姑及婿之诸父、兄、姊之仪，舅、姑坐受于中堂，兄、姊立受于东序，如家人礼。
有县主将嫁，择用丁丑，是日，上之从父妹卒，命罢之。
有司奏：“供张已备，且殇服不足废事。”
上曰：“尔一爱一其费，我一爱一其礼。”
卒罢之。
至德以来，国家多事，公主、郡、县主多不以时嫁，有华发者，虽居禁中，或十年不见天子；上始引见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
所赍小大之物，必经心目。
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陽等九十一县主。
[28]先前，公主下嫁，公婆要对她行拜礼，而媳妇不必答礼。
德宗命令礼官制定公主拜见公婆以及夫婿的叔伯、兄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