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更法第一
题记：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
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
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
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一习一 而民安。
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夫常人安于故一习一 ，学者溺于所闻。
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
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
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
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
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
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
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
'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
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
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
'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
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
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
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一习一 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
'顺应百姓旧有的一习一 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
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
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
平庸的人守旧的一习一 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
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
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
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
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
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
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
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
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
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
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
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
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
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
孝公说："好。
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
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
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