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白话文
卷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二十五
（辛毗传、杨阜传、高堂隆传）
辛毗传，辛毗，字佐治，颍川陽翟人。
他的祖辈于建武年中从陇西东迁而来。
辛毗和哥哥辛评追随袁绍。
一操一任司空时，征聘辛毗，辛毗未应。
后来，袁尚在平原进攻他的哥哥袁谭，袁谭派辛毗找曹一操一求援。
曹一操一正要征讨荆州，军队驻扎在西平。
辛毗见到曹一操一，转达了袁谭的意图，曹一操一十分高兴。
过了几天，曹一操一改变想法决定先平定荆州，让袁氏兄弟相互猜忌。
几天以后，曹一操一设宴款待，辛毗见曹一操一脸色不对，知道有变，于是把这些情形告诉了郭嘉。
郭嘉又转告给曹一操一。
曹一操一问辛毗：“袁谭可信吗？袁尚一定能被打败吗？”
辛毗回答说：“识见之人不必问信与诈的问题，而只需论其形势。
袁氏兄弟，相互残杀，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他人可乘虚而入，而是应合并青冀二州为一体，则可乘势平定天下。
而今袁谭向您求援，其势可想而知。
袁尚见袁谭困顿，却不能攻取，说明袁尚的势力也不强大。
对外进攻不利，内部谋臣不和，互相杀伐，兄弟相争，国一分为二。
连年征战，士兵铠甲里生了虱子，加之遇上旱灾和蝗灾。
饥荒临头，国库空虚，行军打仗，士兵身上也无干粮，真是天灾人祸。
不管是智者还是愚者，谁见了这种情形，都知道他们会土崩瓦解。
这是上天要袁尚灭亡啊！兵法称，没有粮食，即使有坚固的城堡和一精一锐的武装，也不能取胜。
而今若攻打邺城，袁尚不回师解救，他自己就守不住；若回师解救，则袁谭又紧跟其后。
以您的声威，迎击穷困疲惫之敌，就如秋风吹落叶一般容易。
上天把袁尚这块肥肉赐给您，您不取食，反而却要攻打荆州。
荆州富饶安乐，国内未有危险的变故。
仲虺曾说：‘攻取乱亡之地。
’而今二袁不考虑未来，而是自相残杀，此即所谓‘乱’；居住城里的人，行军在外的人都没有粮食，此即所谓‘亡’。
二袁朝不虑夕，人心惶惶。
这时您不去安一抚，还想等待来年。
可来年如果收成好，他们也自知面临危亡，从此改邪归正，修行道德，您就失去用兵的机会了。
而今您应顺应袁谭的请求而给予安一抚，这对您来说是最有利可图的事了。
再说，四方的寇贼，没有超过河北的了。
若河北之地能平抚下来，那么六军必然强盛，天下必然震恐。”
曹一操一首肯道：“说得对！”于是同意袁谭的请求，屯兵黎陽。
第二年攻打邺城，大获全胜。
上表荐辛毗为议郎。
魏文帝曹丕即位，任辛毗为侍中，赐以关内侯的爵位。
当时朝议修改正朔问题。
辛毗认为，曹魏遵循的乃舜、禹禅让的传统，顺乎天意，大得民心。
至于商汤、周武，靠武力打得天下，因此才面临着改正朔问题。
孔子说：“依据夏朝的时辰。”
《左氏传》曰：“夏朝历法合乎正统的天数(正月一日为一年之首)。”
何必要向相反方向修改呢？曹丕认为有道理，就不再议及修改正朔的问题了。
曹丕想把冀州的十万户人家迁移到河南，用以充实其地。
当时连年蝗灾，百姓饥饿困顿，在这种情况下，群臣认为移民不妥。
但曹丕仍坚持己见。
辛毗与朝臣都要求拜见皇帝。
曹丕知道他们又要来劝谏，便极为严肃地召见了他们，群臣反倒都不敢吱声。
辛毗说：“陛下要移居士民，何以生出此想法？”
曹丕说：“难道你认为我的移民政策不对吗？”
辛毗说：“确实不妥。”
曹丕说：“我不跟你讨论此事。”
辛毗说：“您并不认为我是无能的，所以把我置于您的身边，专管出谋划策，又怎能不跟我共议此事呢？我所说决不是图私利，而是为国家着想啊。
您为何发那么大的火呢？”
曹丕置之不理，站起来要进里屋。
辛毗跟着走，又拉着曹丕的衣袖。
曹丕用力甩开辛毗的手，不再回头，恼怒地闯进里屋。
过了很久，曹丕才出来，说：“辛毗，你抓我的衣服为何如此急切呢？”
辛毗说：“如果大举移民，既失去民心，又没有粮食来供给他们。”
曹丕于是决定只迁移五万人家。
辛毗曾跟随曹丕射杀山鸡。
曹丕说：“射山鸡是件令人快乐的事。”
辛毗说：“射山鸡于您倒是十分快乐，可于我们大臣则是份苦事。”
曹丕默然不语。
以后就很少出来打猎了。
上军大将军曹真在江陵征伐朱然，辛毗任军师，班师后，辛毗被封为广平亭侯。
曹丕想调动大军讨伐东吴，辛毗劝谏说：“吴楚之人，很难驾御。
以道德取胜，他们自然臣服；如果道德衰败，他们自会叛离。
这种情况并不始自今日，古人就把他们视为心腹大患。
而今陛下拥有天下，那些对您不敬的人，能长久么？从前南越尉佗称帝，公孙述号称天子，结果时间不长，要么臣服，要么被杀。
为什么呢？违背大道，所以不会长久保全。
如有大德，没有谁不心悦诚服的。
而今天下刚刚有所平定，土地空旷，人口稀少。
一般情况下，如果要出军讨伐，朝廷必须谋略在前。
就这样，到出兵时还是要心怀忧虑，恐怕考虑不周，而今连这个起码的工作都未办理，我认为，实在无法取胜。
先帝不止一次兴师动众，但每次只是打到江边就返回。
而今，军队并没有比过去增多，但还要出师，是不易取胜的。
上策应当是，依照范蠡的办法，修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依照管仲的成法，治理国事；再效法赵充国的屯田方法，申明孔子的安一抚远方的政策。
如果这样，十来年以后，现在的强壮之人，那时仍年轻力壮，儿童也已长大，到时人都可以参战，百万居民，都深明正义，官兵都竭力为国奋战。
这时用兵，则无往不胜了。”
曹丕说：“依你之见，难道还要把敌人留给我们的子孙去消灭吗？”
辛毗回答说：“以前，周文王把商纣留给周武王消灭，他是深知时势的。
如果时势不利，是可以容忍一时的。”
曹丕不听，还是率众伐吴，结果到了江边，就返回了。
魏明帝即位，封辛毗为颍乡侯，食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极得明帝的一宠一信，专断朝政。
诸大臣都想方设法与之联络，只有辛毗不与他们二人来往。
辛毗的儿子辛敞劝道：“而今刘、孙主管朝政，众人巴结惟恐不及。
您还是稍稍有所屈尊，和光同尘，要不然他们一定该诽谤您了。”
辛毗严肃地说：“当今皇帝虽然说不上聪明，可也不是个昏庸顽劣之辈。
我立身行道，自有自己的标准。
就算是我与刘、孙二人不和，顶多不让我做三公而已，还能有什么危害！哪有大丈夫为了三公的头衔而摧毁自己的气节呢？”
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说：“尚书仆射王思是个很勤奋一精一明的旧臣，但是他的亮节计谋比不上辛毗，应让辛毗取代王思的职位。”
明帝为此事询问刘放、孙资。
二人说：“陛下任用王思，就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实干一精一神，不看中虚名。
辛毗确实有高风亮节，但一性一情刚直专断，陛下应慎重考虑。”
结果没有起用辛毗为尚书仆射，而是出任卫尉。
明帝大修宫殿，百姓劳苦。
辛毗上疏劝谏道：“我听说诸葛亮讲武治军，孙权到辽东买马，似乎要扩充实力。
随时作好准备，以防不测，这是古来就称道的善政。
而今大兴土木，加之连年粮食歉收。
《诗经·大雅》有这样的诗句：‘劳民伤财，危及小康之民。
如能安一抚京城的士民，四方之民也就平静相安无事了。
’愿陛下以国家为重。”
明帝回答说：“东吴、西蜀还未消灭，这里则大兴土木，正可以给那些邀取名誉而敢于直谏的人提一供机会。
帝王的首都，应当让老百姓分担责任，共同修筑，省得后世再劳民伤财。
这是萧何为汉朝国都规划的基本策略，而今你是朝中重臣，应当理解这点。”
明帝又想削平芒山，在上面建造高台楼观，站在那里可以望见孟津。
辛毗上谏说：“天地有其本来的面貌，该高的让它高，该低的让它低，而今反其道而行之，既不符合天理，又劳民伤财，民众苦不堪言。
再说，如果大河泛滥，洪水为害，丘陵都夷为平川，还怎么防御它呢？”
明帝这才罢手。
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军出击渭南。
在此之前，大将军司马懿反复请求出兵与诸葛亮作战，明帝不允许。
这年惟恐阻止不了司马懿，于是任命辛毗为司马懿的军师。
全军肃然，没有人敢违抗命令。
诸葛亮死。
辛毗还朝，又任卫尉。
死后，追谥肃侯。
儿子辛敞继承爵位，咸熙年中(264～265)，辛敞为河内太守。
杨阜传，杨阜，字义山，天水冀县人。
任州从事时，为凉州牧韦端所派，到了许昌，被任命为安定长史。
自许昌回来，关右各位将领问他袁绍和曹一操一谁会胜利，他说：“袁公宽缓，但办事优柔寡断，虽有计谋，由于不果断，所以没有威信，而且常常失败。
现在虽然势力强大，然终究不会成就大业。
曹公雄才大略，坚决果断，法律严明，兵强马壮，任用奇才，使其各尽其能，故一定能成就大业。”
他并不想任长史官，就辞职了。
韦端又征召他为太仆。
韦端儿子韦康任刺史，又征召他为别驾。
被举荐为孝廉，在丞相府供职。
州里上表把他留在州里参谋军事。
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逃到边塞胡人那里，曹一操一追剿到安定，苏伯又在河间反叛，曹一操一要率军东还。
这时，杨阜正作为使节在曹营，对曹一操一说：“马超有韩信、黥布的勇一猛，极得羌、胡等少数民族的拥戴，西部边境的人都敬畏他。
如果您的大军回师后，不作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
曹一操一深表赞同，但军队撤离得仓猝，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布置。
马超便率各部胡人首领带兵攻击陇上诸郡，各郡纷纷响应，只有冀城一郡坚持固守。
马超集中陇右的全部兵力，张鲁又派大将杨昂协助马超，大约万余人攻城。
杨阜率领官员和宗族子弟中能打仗的千余人，又让从弟杨岳在城上修筑偃月营，与马超苦战。
从正月到八月，死守城关，救兵不至。
州里派别驾阎温沿水路逃出求援，结果被马超杀害。
刺史、太守大惊失色，开始考虑向马超投降。
杨阜流泪劝谏说：“我率父兄子弟以节义相鼓励，死守不降，田单死守，还没有如此坚固呢！而今放弃马上就要建立的功名，给自己蒙上不义的罪名，我愿以死相守。”
于是号啕大哭。
刺史、太守最终还是派人求降，打开城门让马超进来。
马超进城，把杨岳抓起来，又让杨昂杀死刺史和太守。
杨阜内心怀着复仇的志向，只是一时寻不着机会。
不久杨阜告假，请求埋葬亡妻。
杨阜的外兄姜叙屯兵历城。
杨阜从小在姜叙家长大。
他见到姜叙和叙母一之后，叙说了冀城陷落的经过，悲泣不已。
姜叙说：“何以如此悲恸？”
杨阜说：“守城却又守不住，君长已死而不能同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呢？马超背叛父辈，背叛国家，烧杀将士。
这何止是我个人怕受人指责，全州士大夫都要蒙受耻辱。
您带兵专管一方却没有讨杀贼逆之心，这正是史书上所说的‘赵盾弑其君’的情形。
马超虽强，却无视信义，部下矛盾重重，所以打败他并非很困难。”
姜叙的母亲很感慨，敦促姜叙听从杨阜的劝说。
定下计谋后，又与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等联络结盟，共同讨伐马超。
又派从弟谟到冀城告诉杨岳内情，并联络了安定的梁宽，南安的赵衢、庞恭等。
盟誓以后，于建安十七年(212)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卤城起兵。
马超闻讯后亲自率兵出击。
赵衢、庞恭等救出杨岳，关闭冀城大门，抓住马超妻儿。
马超袭击历城，抓住姜叙的母亲。
姜叙母亲骂道：“你是个背叛父亲的逆子，你是杀害君长的叛贼，天地不容，还不早死，还有什么脸见人！”马超大怒，杀死姜叙母亲。
杨阜与马超作战，五处受伤，宗族兄弟死了七人。
马超南逃，投奔张鲁。
陇右平定，曹一操一封赏讨伐马超的功臣，封侯者十一人。
杨阜为关内侯。
杨阜推辞说：“我杨阜没有保护好州君一性一命，他们死后，我也没有尽节报孝。
在道义上我应被罢黜，在法律上我应被诛杀。
马超又没被杀死。
我实无权再受爵禄。”
曹一操一说：“你与君臣共创大功，西部百姓至今挂在嘴边，作为美谈。
子贡辞让封赏，孔子认为不妥。
你尽心报国可嘉。
姜叙的母亲劝姜叙早日起兵，实在是明智之举，杨敞的妻子也不过如此。
实在贤能！实在贤能！有良史记录忠义，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节义的。”
曹一操一征讨汉中，任杨阜为益州刺史。
回洛陽后，杨阜又被任命为金城太守，还未去赴任，又被转任为武都太守。
武都临近西蜀，杨阜请求依据龚遂的老办法，仅仅采取安一抚政策。
这时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从沮道一逼一近下辩，氐族雷定等七个部落响应马超。
曹一操一派都护曹洪抗击马超，一举击退马超的进犯。
曹洪大摆酒宴，让歌女穿着很薄的衣服踏鼓，在场的人一大笑。
杨阜严厉斥责曹洪说：“男一女有别，这是国家的大节，怎么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让女人一裸一露形体！即使夏桀、商纣的败乱，也不及如此。”
于是愤然辞出。
曹洪马上下令女伎停演，又请杨阜还座。
在场的无不肃然起敬。
刘备攻取汉中，一逼一近下辩。
曹一操一考虑到武都距敌人太近，想把百姓迁移至内地，但又怕当地官兵眷恋故土。
杨阜很有威望，迁移工作极为顺利，迁居到京兆、扶风、天水等界内的，多达万余户。
治所移到小槐里，百姓扶老携幼相随而行。
杨阜做太守仅抓大事，下属也不忍心欺骗他。
魏文帝曹丕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太守怎么样啊？”
大家都一致称赞他是德才兼备的人。
还未来得及重用，曹丕就死了。
杨阜在郡职呆了十几年，才被召任为城门校尉。
杨阜经常看见魏明帝戴着绣帽，穿着半袖的缥绫衣服。
他就问明帝：“这是行的什么礼仪呢？”
明帝默不作答，但是后来不按礼法穿朝服就不敢再见杨阜。
迁任将作大匠。
魏明帝大兴土木，选美一女以充后宫，还不断出宫到禁囿中巡猎。
这年秋天，一场大雨，加上罕见的雷电，竟劈死很多鸟雀。
杨阜上书说：“我听说君主圣明，群臣都敢直言不讳。
唐尧、虞舜都是圣明的君主，他们公开叫群臣提意见，征听劝谏。
大禹多创功业，而自己的宫室却很窄小；成汤王遇上旱灾，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周文王用礼法感化妻子，汉文帝崇尚节约，着布衣。
所有这些，都是能听取好的建议，为子孙后代谋虑的举动。
臣愿陛下能奉行武皇帝开拓的伟业，恪守文皇帝始终如一的传统，向古代圣贤的善政看齐，力避末代帝王放一荡亡国的恶政。
所谓善政，即指崇尚节约，重视百姓的生产；所谓恶政，即指随一心一所一欲，任意而为。
臣愿陛下细心考察古代治世所以明达、古代末世所以衰弱以至灭亡的历史原因，对于近代如汉末的巨大变故有所省悟，就可以引起警惕了。
假使汉桓帝和汉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法则以及文帝、景帝的恭俭品节，那么即使我太祖曹一操一再英明伟大，也无施展才能的机会。
而陛下哪还有机会位居帝王呢？当今吴、蜀还未平定，在外还有大军，愿您要三思而后行，进宫出宫要慎重。
以古代的成败来作为治理朝政的借鉴，说来容易，但确实关系到成败大事。
刚刚下过大雨，暴死的生灵很多。
雷电如此厉害，以致击死麻雀。
天地神明，把帝王作为它的儿子。
凡是政治有所失当的，它就会降灾谴责。
应该深刻反省自己，这是圣人的教导。
愿陛下在事前就早做思考，在事情初露端倪时就谨慎对待。
效法汉孝文帝让汉惠帝的后宫佳丽出去嫁人的办法，把刚选进的美一女放出宫去。
不久前征入宫的小女孩，我听说不太温驯，应该作长远打算。
建宫室和制作器物，一定要本着节约的原则。
《尚书》说：‘九族和睦，万国也就协和了。
’凡事应考虑周全，拿出妥善的方法，一精一心计划，以便节省费用。
如果能平定吴、蜀，则君民同乐。
如此以往，祖先也会欢心，尧舜恐怕还得妒嫉呢！今后应开启信义于天下，安一抚百姓，用以昭示边远之人。”
当时雍丘王曹植怨言深重，认为各藩王之间，城府太甚，所以杨阜又上书，略陈九族亲戚的大义。
魏明帝下诏回报杨阜说：“看过密表，先是陈述古代明王圣主业绩，用以讽刺..政，言辞恳切，心地坦诚。
我退思补过，将有所匡正，会悉心考虑的，你能苦言衷告，我尤为赞许。”
后来迁任少府。
这时大司马曹真率兵伐蜀，因天遇大雨，不得前进。
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文王时有赤乌出现，是种好的征兆，但他忧虑得时至黄昏还顾不上吃饭。
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跳进船里，君臣都为之变色。
行动时有吉祥征兆出现，他们尚且忧虑不已，更何况有灾异情况，怎能不恐惧呢？而今吴、蜀未平，而天灾不断，陛下应当深以反省，专一精一应答，侧席而坐，用以昭示德行，对内则崇尚节俭。
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大雨，被阻隔停留在艰险的崇山峻岭之中，已经有很多天了。
转运粮草很艰辛，负荷重，费用特多，如果不能提一供后继，一定事与愿违。
《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
’徒然将大军在山谷中困着，进退不得，这不是用兵之道。
武王见白鱼跳船而还师，殷商最终还是被灭掉，因为武王知道天意。
而今年歉收，百姓饥苦，应发布告示，减少宫庭中食物和衣服的花销，技巧珍玩之物，都可以免掉。
从前邵信臣生活在太平时代，但还是奏表，要求减省多余的食物。
而今军用不足，更应节俭。”
明帝下诏让各路大军班师回朝。
后来皇帝下诏，让大臣议论哪些政治措施不便于民。
杨阜认为：“好的政治在于任人唯贤，使国家振兴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
如果置贤于不顾，只用自己的亲信，这是最坏的政治。
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宽敞的宫殿，高高的台榭，妨害人民正常的劳作，这是伤害农业生产的。
那些工匠不务正业，而是竞作奇巧，以迎一合皇帝的私欲，这是最为危害国家的根本的。
孔子说：‘苛政猛于虎。
’当今官吏不论雅俗与否，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不了解统治的基本原则，只是喜好烦琐和严厉，这是最为乱民的办法了。
当务之急是要根除上文提到的‘忘治、害农、伤本、乱民’的四个弊端，昭示于公卿百官与各州郡及藩国，推举贤良方正、朴实敦厚的士子，这是求取贤人的一个重要办法。”
杨阜又上书要求那些失一宠一宫人出宫，于是召集御府吏问后宫人数。
御府吏恪守过去法令说：“这是秘密，不能泄露。”
杨阜大怒，对这个官吏处以杖打一百的惩罚，并训斥说：“国家从不把九卿排在国家机密之外，难道还有让小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让九卿知道？”
明帝闻讯后更加敬畏杨阜了。
明帝的一爱一女曹淑，不幸夭折。
明帝哀痛不已，追封她为平原公主，在洛陽专为她修庙，把她埋葬在南陵。
明帝要亲自送丧，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死时，陛下都未送葬，因为以国家为重，以备有变。
为什么为一个小孩去送葬呢？”
明帝没有听从。
明帝在许昌营建新宫，又在洛陽修建宫殿观阁，杨阜上疏说：“尧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宫而百姓乐业。
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人为自己建造高大华丽的宫殿而劳民伤财的。
夏桀修筑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结果亡国丧身。
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结果身受其祸；秦始皇营造阿房宫，结果殃及儿子，天下背叛，帝位仅传到二世就亡国了。
凡是不顾惜老百姓只图自己快活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
陛下应当效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纣、楚灵、秦始皇的教训。
高高在上，当修德行。
要谨慎地守护王位，才能继承祖业。
否则，巍巍皇权，岌岌可危。
不早晚警惕，抚恤臣民，仍自我逸乐，崇尚华丽的宫室，则必有颠覆危亡的灾祸。
《周易·丰卦》说：‘盖起大屋，遮蔽家人，从外望进去，好像没人。
’大王应以天下为家，说大屋无人，这是灾祸的征兆。
而今吴、蜀二贼联合，危害国家，十万大军，东西奔走，边境无安宁之日。
农民不能从事生产，面有饥色。
陛下不忧虑这些大事，而是大兴土木，无休无止。
如果国亡而我们大臣都能活下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但是君王为首领，大臣为肢一体，存亡一体，生死与共。
《孝经》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要七人，那么即使他治国不当，也不会失去天下的。
’我虽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为臣的本分呢？言语不切直，就不能感动陛下。
如果陛下不听劝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会败亡的。
假如让我身死，而能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我虽死犹生。
我这是在敲着棺材劝谏，等待杀戮。”
明帝为他的忠言所感动，亲笔写诏书作答。
每当朝廷会议大事，杨阜总是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反复谏诤，明帝不听，于是他反复乞求辞职，未得允许。
杨阜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
孙子杨豹继嗣。
高堂隆传，(附栈潜传)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鲁国高堂生的后代。
少年时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
郡里的督军和薛悌争强，直呼薛悌名而训斥他。
高堂隆按剑怒斥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上高阶；赵王弹奏秦筝，蔺相如奉瓦缶让秦王演奏。
当着臣下面而直称君名，按礼仪该责罚你。”
督军大惊失色，薛悌也赶紧制止。
后来，高堂隆辞职，来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213)，曹一操一任命他为丞相军议掾，后来当过历城侯曹徽的文学，转而为曹徽的国相。
曹一操一死时，曹徽不哀痛，反而四处游猎。
高堂隆严厉劝谏，尽到了辅佐侯王的职责。
黄初中(220～226)，任堂陽长，后为平原王曹睿太傅。
曹睿即位，即魏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
明帝登基伊始，群臣认为应大摆筵宴。
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有极静之癖，殷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
认为不宜大摆筵宴。
明帝敬重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任陈留太守。
牧民酉牧，七十多岁，有品行，召引为计曹掾，明帝赏识他，特别又任命为郎中，以为显一宠一。
后高堂隆任散骑常侍，被赐关内侯。
青龙中(233～237)，大兴土木，取回长安大钟。
高堂隆上疏说：“从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会周公旦的制度，既铸造了大钱，又建造大钟。
单穆公劝谏也不听，泠州鸠批评也不理会，迷途不返，周朝国运因此而衰弱，这些都记录在史，作为永久的借鉴。
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欢叙说秦汉的奢侈一靡一丽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钟这样的亡国之器，劳民费时，有伤于德政，这是自取亡国，并不是振兴礼乐、确保神明美好的途径。”
这天，明帝巡视上方，高堂隆与卞兰从行。
明帝把高堂隆表交给卞兰，想为难高堂隆，说：“兴衰在于政治，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政治之退化，怎么能是钟的罪过呢？”
高堂隆说：“礼和乐是政治生活的大事。
所以箫韶演奏九次以后，凤凰飞来，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稳定，刑法得以实施。
这是和顺的最好例证。
新声弥漫，商辛陨命；大钟铸成，周景王衰败，都起因于此，怎么说与政治的兴衰不相关联呢？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在史书中，这是历来的规则，如果您的行为不合常道，怎么向后人作出表率呢？圣王愿意听取下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劝规补过的正途；忠臣愿意尽心尽职，所以才能为了君王而奋不顾身地劝谏。”
明帝认为说得有理。
后来迁任侍中，还兼领太史令。
崇华殿遭火灾，明帝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呢？按礼节，该有祈禳之义吗？”
高堂隆说：“所有的灾祸，都是向人们展示诫告。
只有修行礼义与品德，才能战胜灾祸。
《易传》说：‘上不节俭，下也不会节俭，所以会引来大火。
’又说：‘如果君王大修高台，天火作灾。
’这是因为君长只知道修缮宫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应之以干旱，火灾从高殿而起。
上天提出鉴诫，让灾异告诉陛下：陛下应该尊崇人道，一爱一惜民力，以顺天意。
从前，太戊时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时，..雉落在鼎器上。
他们都视之为灾异，感到恐惧，进而修治德政。
三年以后，远方的部落也来朝贡，所以称他们为中宗、高宗。
这是前代明鉴。
今考古书，凡是灾异发生，都通过燃一烧宫室为诫鉴。
但今天所以要大兴宫室，是因为后宫人数太多啊！应当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余的都应放出来。
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训导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誉久远的根本原因。”
明帝又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武帝大修宫殿来镇灾，这是为什么呢？”
高堂隆说：“我听说西汉柏梁台火灾之后，越国有巫者出个主意，应修建宫室压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宫，以压火祥。
这是夷越巫者的计谋，决不是出自圣贤的训导。
《五行志》曰：‘柏梁台火灾，其后有江充巫惑卫太子事发生。
’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记载，越国巫者劝汉武帝修建章宫以压火灾，并没有起作用。
孔子说：‘灾异按类与人们的行为相感应，人神相感，用以惩戒君主。
’因此圣贤往往见灾异就躬身自责，修养道德。
当今应停止民役。
宫室制度，应从俭约为好，只要能抵御风雨，能讲求礼仪就行了。
清扫一下灾祸发生的地方，不再于此地建造宫殿，..莆嘉禾一定会生长此地，用来报应陛下虔诚恭谨的品德。
怎么能让百姓疲劳，让国库空竭呢？这样做，并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会让外人心服的啊！”明帝于是修复崇华殿，当时郡国出现了九龙，又改名九龙殿。
开始建造陵霄阙的时候，有喜鹊在上面筑窝，明帝问高堂隆此为何故。
高堂隆说：“《诗经》说：‘喜鹊筑窝，鸠鸟居住。
’现在兴建宫室，盖陵霄阙，喜鹊筑窝，这是宫室未盖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征兆。
天象像是在说，宫室未盖成，将会有异姓人住进去，这是上天在劝诫您呢！天道是最无私的，只和善人相亲，不能不有所防备，不能不深刻反思。
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继位的，但他们不恭敬地听取上天的明训，只听信谄言，随一心一所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国了。
太戊、武丁，看见灾异而感到恐惧，赶紧听从上天的劝戒，所以迅速兴盛壮大。
当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崇尚节俭，广施德政，处处遵循帝王的礼德，翦除天下大患为民兴利，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继三皇五帝之后的伟大的帝王，殷王转祸为福又怎能与您相比呢？臣下做为您的心腹，如果能辅佐皇帝，保全国家，即使身死族灭，在所不辞。
我岂能惧怕惹祸招灾，就不闻不问，让陛下听不到切至的忠劝呢？”
听了这话，明帝为之动容。
这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显得特别明亮。
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立城，都首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并恭敬侍奉它。
凡建宫室，首先应是宗庙，其次车马库和粮仓，最后才是宫殿。
而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还未确定下来，宗庙的制度也没有按礼仪实施，却修缮殿堂，让官员放弃日常业务，农民放弃农耕，后宫所需费用，与兴兵军费大体相对，民不堪命，都含怨怒。
《尚书》说：‘天聪明，是因为万民聪明，天明畏，则因为万民也知道威仪。
’轿夫作颂，上天赐予五种福事，百姓怨怒，则天降六种凶事威恐，是说上天的奖赏与惩罚，顺应民心民意。
因此，临朝当政，首先应安一抚民众，然后遵从古代的教化，成为帝王，百官以及广大百姓共同遵从的准则，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以不加斫削的柞木为梁，建造低矮的宫室，唐尧、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后世；修筑玉台琼宫，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
今天的宫室规格，早已违背礼仪制度，而且还要兴建九华殿，华丽铺张，前所不及。
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发光，进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这是上天一宠一爱一陛下、向您发出劝戒的征象，始终都滞留在尊位，殷勤郑重，想要感动陛下，这是慈父般恳切备至的训诫啊。
应当按照孝子的礼节，明告天下，垂范后世，不应疏忽，冒犯天意。”
当时国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
高堂隆上书说：“开拓疆域，继承帝统，一定得等明哲之君才能实行；辅佐皇帝，匡正阙失，一定必须有贤良之臣才能实现。
这样就可以国泰民安。
凡移风易俗，倡明教化，为的是使四海同风，向内臣服，讲究道德，让那些少数民族企慕道义，这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
而今的官吏只知探究刑书，不求治国大道，因此，虽然屡用严刑但是没有实效，世风颓弊而无从敦促改变。
当务之急应是推行礼乐，崇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重儒士，推举隐逸之人，制定各种礼仪，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节俭，然后准备礼仪，实行封禅制度。
把功劳归于天地，让雅颂之一声传遍天地之间，让后人知道本朝的教化，这才是最好的政治，这才是不朽的盛事呢！如此一来，四海之内，都可以不必动用兵力，揖让而治，还有什么忧虑呢？不想法纠正根本，而只是动些末节，就好像一抽一丝，只能是一一团一糟。
应当让群臣文士都通儒术，恢复礼仪，使之成为法则。”
高堂隆还认为，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改变徽号，变动器械，这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为新人耳目、改弦易辙的基本办法。
所以要在三春称王，以便于使三统明达。
于是又敦促修改旧服。
明帝听从他的建议，将青龙五年(237)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为黄色，宗庙祭品尚白，按地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
后迁升光禄勋。
明帝大肆修筑宫殿，雕饰观阁，凿取太行山的石英，开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起景陽山，在太极殿北筑起昭陽殿。
又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野兽，用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阙。
大耗人力，民工多达上万人，公卿大臣以至于学生，没有谁不为此出力。
明帝也亲自掘土作为表率。
但是，辽东不朝贡。
悼皇后死，天下大雨不绝，冀州发水，漂没百姓财物。
高堂隆上疏劝谏，言辞急切：“天地间最大的品德是生，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
如何才能守住权位呢？用仁。
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财。
士民是国家的宝物，谷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一根，没有好的年成谷物不会丰收，没有劳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
因此帝王常常亲耕，用以劝导农民种庄稼，种桑养蚕，才能织衣服。
因此要上告天庭，用来宣布自己的虔诚和措施。
伊唐时代，厄运四起，洪水滔天，派鲧去治水，没有成效，于是又推大禹，随山砍树木，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
灾异之严重，空前绝后，而百姓劳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
而尧、舜君臣，和平统治而已。
大禹治水，设显九州，官员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级，君子小人，各有服饰。
而今并没有大禹时那种危急，却动用了各种人力大兴土木，让四边邻国都知道了，名声实在不好。
如果载入史册，更不会流芳千古。
因此，有国有家的人，近则取之于身边，远则取之于物，温馨养育，所以说‘圣贤君子，乃民之父母’。
而今上下劳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饥饿备至，连年关都过不去。
应当抚恤下民，解救他们的困顿。
“我察阅了古书的记载，天人之际，没有不发生感应的。
因此古代圣贤，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陰陽的规律，兢兢业业，惟恐有所违失。
然后国家才能兴旺。
德行与天神相符，发生灾异后，应当有所警惧，赶紧修养德行，这样才能昌延国运。
至于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则，不采纳良臣的忠告，随一心一所一欲，疏忽劝诫的作用，则很快就会招致亡国。
“天道显著，不必细说，再表人道。
六情五一性一，人所共有，嗜欲、廉贞，各居其一。
如果这些本一性一兴动于内，必然相互矛盾。
如果欲一望很强，而意志薄弱，则情一性一纵横，禁而不止。
一精一诚不能制一服，就会放纵无极。
情一性一的本愿，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没有人力财力不行，没有谷物绵帛也不能。
如果情一性一过强，则人不堪其驱使，也无法满足其物质方面的要求。
劳苦、欲求同时发生，灾祸也随之来临。
因此不斩断情一欲，就无法供其需求。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由此来看，礼义的制定，并不是拘泥自己，而是远离灾害而振兴国家的根本大法。
“而今吴、蜀两个敌国，决不是势单力薄的小贼。
他们占据天险，拥兵众多，各自称帝，想和中国争一高低。
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讲究道德修养，主张节俭，减削租赋，不沉湎于玩好，尊重长老，遵守礼则。
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对其警惕，并不希望他们如此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很难征伐，这不是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有人说，孙权、刘禅穷凶极恶，劳民伤财，敛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
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勃然忿起，想要讨逆伐贼，解救百姓吗？再者，难道不会庆幸敌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吗？如果是这样，从别的角度来思考，这里的道理实在不难明了。
“秦始皇不修养道德的根基，却修筑阿房宫；不忧虑祸起萧墙，却修建万里长城。
当时的君臣所以这样做，也都是想创立万世功业，让子子孙孙有天下。
谁能想到在一个早晨，匹夫一呼应者如云，天下顿时倾覆。
所以我认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会导致败亡，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了。
因此亡国之君绝不会料到自己会灭亡，但终究还是灭亡；圣贤的君主总怕亡国，但终究不会亡国。
从前的汉文帝可谓贤主，躬行约俭，流惠下民，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说是天下即将倾覆，可为痛哭的事有一，可为流泪的事有二，可为长叹息的事有三。
更何况天下凋弊，百姓没有任何储备，国家也没有够吃一年的积蓄。
强敌在外，边境大军屯积，而国内却大兴土木，州郡不宁。
如果出现敌人入侵的紧急情况，我担心天下有变，结果不堪设想啊。
“再说，将吏的俸禄已逐渐折减，与过去相比，不过五分之一而已。
凡已去职者不再供给官粮，不应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
这说明现在官府财政收入应比过去多，但还是每每不足，征收牛肉这样的小税，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
反而推之，这些费用，都出自何处呵。
俸禄赏赐用的谷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让官吏和人民尽忠尽节的基本手段，而今连这点手段都废而不用，无异于不让吏民出力效命了。
既得到这些吏民，却又失掉他们，人们怎能没有怨言呢！《周礼》说，大府掌管九赋之财，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满足其用。
满足各自的用费之后，多余的财产便可供君王玩好。
如天子用财，必须征询大臣。
而今陛下与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之人，应当无所忌讳。
如果看见财物的增减而不敢陈述，从命奔走，惟恐不及，这只是具体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
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作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监狱一样。
’二世遵循此言，结果亡国。
李斯也遭灭族之灾。
因此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正直劝谏，所以告诫后世。”
明帝审阅奏书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奏书，使我感到畏惧不已。”
高堂隆得病很重，口述奏书说：“曾子有病，孟敬子去看望他。
曾子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臣下患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不久人世。
我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一腔忠言没有完全倾吐出来。
臣下的赤诚，自然不敢与曾子相比，但还是希望陛下稍稍听我几句善言。
如果能纠正过去的误谬，振作一精一神考虑未来的事业，让天人感应，四方百姓知道企慕道义，则麟、凤、龟、龙等四灵就会来献珍宝，玉衡就会显示吉祥。
那样的话，就可以超越三王五帝，何止是谨守家业而已。
“我常常痛感世间的君主，他们常想效法尧、舜、汤、武的治绩，却在行动上重蹈桀、纣、幽、厉的覆辙，他们无不嘲笑末世昏君，却在行动上不遵循虞、夏、殷、周的正则。
可悲啊！如此所作所为，要想取得好的政绩，就好像上树捕鱼，烧水制冰，事与愿违。
考察一下三代所以拥有天下的道理，无非是圣贤相承，统治数百年，致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万国安宁，九州大同。
鹿台的金银和巨桥的粮食，竟没有什么用场，照旧统治天下，这是什么气派！夏桀、商纣之徒，靠着自己的勇气，拒谏饰非，崇尚谄谀，兴建宫殿楼阁，喜好歌舞一婬一乐，作一靡一靡一之音，沉溺于桑间濮上的曲调之中。
上天不哀怜他们，蓦然回顾，国土已成为废墟，人民沦为奴隶。
商纣的首级悬于太白之旗，夏桀败亡被流放到鸣条之地。
商汤、周武登上天子宝座。
难道他们是非凡之人吗？只是圣明君王的后代。
六国之时，天下大乱，秦国兼并六国后，不修养道德，却建阿房宫，修长城，好大喜功，威服四夷，天下震恐。
路上行人不敢说话，只能以眉目示意。
他们以为根深叶茂，帝业永存万世，怎会想到二世而亡呢？近世汉武帝秉承文帝、景帝的家业，抗御外侵，大修宫殿，十多年间，天下喧嚣。
于是听信越国巫者胡言，竟触怒天意，修建建章宫来镇巫，千门万户，终于导致江充蛊惑太子的变故，以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
所造成的危害，影响数朝。
“臣下观察在黄初(220～226)的时候，天象已降下劝诫，有奇怪的飞禽，在燕窝里长大，口爪和胸都是赤红色，这是魏室发生变异的征兆。
应当谨防内部的乱臣贼子。
可一精一选诸王，让他们掌管国事和兵权，镇抚皇畿，辅佐王室。
从前周平王东迁，依靠晋、郑；吕后作乱，朱虚侯刘章予以平定。
这些都是前代的经验教训。
上天公正无私，只与有德者相亲。
百姓如果感恩戴德，国运就会长久；如果怨声载道，就会将国传给能人。
可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由此看来，所谓天下，决不是陛下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
臣下重病在身，气力渐消，已离开朝廷，返回故里。
如果命归黄泉，魂而有知，一定报效陛下知遇之恩。”
明帝下诏说：“高堂隆廉洁直追伯夷，其正直超过史鱼，忠心耿耿，怎能小病未愈就归回故里呢？从前邴吉有好的德一性一，结果病好，而且长寿。
贡禹信守节义，虽然病很重，但还是得以痊愈。
望注意饮食，专心养病，自珍自一爱一。”
高堂隆死后，家人遵照遗嘱，入殓时给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装，简单地入葬。
起初，在太和年间(227～233)，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依照古礼封禅。”
皇帝下诏说：“听了蒋济的话，使我汗流浃背。”
这事就放下了。
过了几年，又议及此事，明帝让高堂隆修撰礼仪。
听说高堂隆死了以后，明帝叹息说：“上天不让我成就封禅事，高堂隆丢下我就先死了。”
高堂隆的儿子高琛继嗣爵位。
开始，在景初年间(237～239)，明帝认为苏林、秦静等都老了，担心没有人能继承他们的学业，于是下诏说：“从前先圣死了以后，他们的遗言和教导，都在六艺中保留下来。
六艺之中，礼最为重要，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们日常生活的。
末世风俗，违背根本，由来已久。
所以闵子讥讽原伯不学无术，荀卿把秦二世的焚书坑儒视为最可耻的事。
儒学被废弃后，良好的社会风气还怎能恢复呢？而今宿生巨儒，都年事已高，传统遗教，谁来继承？从前伏生将老，汉文帝让晁错继承其学；《谷梁传》研习的人越来越少，汉宣帝选十人学习。
选有才能且能理解经义的三十人，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学习四经三礼，老师负责考试。
夏侯胜说过：‘士人不通经术是最大的一毛一病；如果能通经术，取辟位如同拎地上的小草一样容易。
’而今学者能一精一通经术，那么爵禄荣一宠一，自然而来，应该互相勉励啊！”不几年，高堂隆等相继死去，学经的事就废弃了。
起初，任城栈潜在曹一操一时代历任县令，曾督守邺城。
当时曹丕为太子，沉溺打猎，早出晚归。
栈潜劝谏说：“王公设置险阻，目的是保卫国家，都城禁卫，用来保卫王城。
《诗经·大雅》说：‘宗室弟子居于城中，要保护城不被毁坏。
’又说：‘如果宗室不能深谋远虑，我则进行劝谏。
’如果耽溺于游猎，早出晚归，为了一日纵游的娱乐，忘记无边无尽的危害因素，我很不能理解。”
曹丕很不高兴，但以后游猎次数倒是减少了。
黄初中(220～226)，曹丕想把郭贵嫔立为皇后，栈潜又上疏劝谏。
这些情形记载在《后妃传》里。
明帝时，劳役繁多，帝王的亲戚也都疏远了。
栈潜上疏说：“天下有众多百姓，上天树立君王用以领导民众，哺育众生，因此被四方包围，不能叫天子，分裂疆域不能称诸侯。
从三皇开始到唐尧虞舜，都主张在天下施行宽宏大量的政策，用德行治理天下，百姓信赖这样的天子。
三王既已有所衰微，降及两汉，开明政治日益见少，丧乱日益增多。
从此，天下不安。
太祖曹一操一聪明威武，平定暴乱，恢复正统，创立帝业。
文帝曹丕受天承命，开拓皇业，在位七年，兢兢业业。
陛下圣明，继承大业，应当让天下太平，百姓安息。
因为吴、蜀逆贼，尚未被平定，因此我们派征夫戍边，四边战事不断，旌旗到处高悬。
六军不得安宁，水陆交通，从不停息。
百姓丢弃农作，国家每天耗费千金。
再大兴土木，动用劳工，数以万计，徂来等地的松树，布满山谷之间，各类奇石，在黄河、淮水上运输。
疆域之内，莫非王土，让他们提一供稿秸钅至粟等物，用以充实苑囿，使林莽更盛，鹿兔更多。
这样做实在危害农民，土地荒芜，疫病流行，民众心悴，以致损伤和气，颗粒无收。
我所说文王立丰都，开始并不急迫，让百姓自愿而来，事半功倍，没有几日就完成了。
灵沼、灵囿，百姓一起享用。
而今宫室极高，雕饰极妙，忘记了有虞的总期，想往殷辛的华丽宫室，禁地有千里之大，华丽和阿房宫差不多，百役云集于乾..。
臣下担心民力用尽，不能再忍受如此繁重的劳役了。
从前秦王依据..函天险，平定诸侯，自以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想永远称帝，但到了二世就灭亡了。
这是因为枝干已折，根本已被拔一出。
圣王统治天下，应修养道德，使天下和睦。
朝廷有良臣，则功业可建；如天下和睦，则安危同忧。
根深才能叶茂，虽然经历盛衰不同时期，内外都有辅佐之臣。
从前周成王年幼，未能亲政，周、吕、召、毕等人同在左右辅佐。
而今既无卫侯、康叔这样人来监护，置于身边，又没有周公、召公这样的人出镇地方，加之还没有册立太子，没有天子继位之备，这些都是急迫的大事。
愿陛下留心疆域，永保王位，则四海深感幸运之至”。
后来任燕地中尉，因病未接受任命，后死去。
评：辛毗、杨阜，刚直不阿，高风亮节。
敢于直谏，仅次于汲黯。
高堂隆学业修明，有志匡正君失，每有变异，陈述己见，诚恳感人。
确乃忠臣呵！但是他要求修改正朔，要求曹魏以虞舜时代为典范，又有些意气用事，缺乏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