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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 后汉的地理

三国史话

后汉的地理

现在要说三国时的战事了,却还要请诸位耐烦一些,听一听东汉时地理的情形。

东汉的行政区划是分为十三个州,十二个州各有一个刺史,又有一个州,则是属于司隶校尉的。

把现在的地方说起来,则幽州 包括河北省的北部和热河(编者注:旧省名,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辽宁两省,还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

因为朝鲜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冀州 河北省的南部。

并州 山西省的大部分、陕西省的北部和察哈尔(编者注:旧省名,并入今河北、山西)、绥远(编者注:旧省名,并入今内蒙古自治区)两省的一部分。

凉州 大略是现在的甘肃和宁夏两省。

青州 山东省的东北部。

兖州 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豫州 河南省的东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徐州 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

扬州 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荆州 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

益州 陕西省的南部和四川、云南两省。

交州 广东、广西两省,还包括现在的越南。

因为越南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司隶校尉 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

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

这和后世的情形是一样的,是官治的最下级。

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机关,而没有官治的机关了。

上级的是郡。

郡的幅员,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时代的府差不多。

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

郡以上更大的区域称为州。

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查察人家的失职与否,而自己并不办事。

而且所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

原来秦汉时代的县,就是古代的一个国。

诸位总还有读过《孟子》的。

《孟子》的《万章下篇》说古代国家的大小,不是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么?《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每一县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

我们读《左传》等书屡见当时的大国灭小国而以为县,而秦汉时的县名,和古代的国名相同的很多,就可见古代之国被灭之后,在大国中仍成为一个政治单位。

春秋、战国之世,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所说,“今鲁方百里者五”便是。

大国则方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便是。

这其大小,就是《万章篇》所说的天子之国了。

所以孟子说梁惠王,说齐宣王,都希望他们行王政而王天下,因为他们实在有这个凭借。

在春秋以前,大国或次等国灭掉了别一国,大概都把它作为自己国里的一县,直隶于中央政府,其上更无任何等级。

战国时的大国,才有在边地置郡的,内地还没有什么郡。

郡的兵力比县要充足些。

所以战国时,秦王派甘茂去攻韩国的宜阳县,甘茂说:宜阳虽名为县,其实是郡,是不容易攻的。

内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所以各国都不设郡。

到秦始皇灭六国,六国的人民都非心服,到处都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所以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而郡就成为普遍的制度了。

所以郡的设立,根本就是为镇压起见,并不是为治理地方起见。

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怕其要反叛,县的兵力不足镇压,而要设置了许多郡守,又怕郡守的权力太大了,于己不利,于是每郡又派一个御史去监视着他。

到汉朝,皇帝不再派御史,而由丞相分派若干个史,出去监察各郡,这个史便称为刺史。

刺史本非行政官,一个刺史监察几个郡,只是办事上一个分划的手续,并不是什么行政区划,所以其初并没有州的名目而称之为部。

这部字,便是现在部分两个字的意思。

到后来才改称为州,但是名目虽改,其实权还是一样。

直到后汉灵帝时候,改刺史为州牧,其实权才有变更的。

改刺史为州牧,前汉时就有此举,但是不久又改回来了。

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议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刺史的责任在监察太守,可是他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格也比太守浅。

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小官去治大官的。

所以要把刺史改名为牧,算做太守的上级官,用资格深的人去做。

其实这话是错的。

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

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并非把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

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

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的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

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

要锋锐,不要稳重。

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

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

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

把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

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

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

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

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

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

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

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

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

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

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

前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

所以后来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将旧制回复了。

但是到东汉末年,此论复起。

主张的人,便是刘璋的父亲刘焉。

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乱,非有资深望重的人不能镇慑;而资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而不得不改其名为牧,以示隆重的。

当时听了他的话,便派了几个资深望重的人出去做州牧。

其余不重要的去处,还是称为刺史。

到后来,则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过了几年,资格渐深,名望渐高,然后升为州牧。

论当时的情势,有实力的人,无论称为刺史,或称为牧,其能霸占一地方,总是一样。

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后,其势也不得不升他做牧。

但是有几个人,其能霸占一地方,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关系的。

譬如刘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这种名望很高的人,或者就不会久任一州的刺史。

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有许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

所以把后汉末年的分裂,过分归咎于州牧之制,是不对的;然而州牧之制,确也有相当的关系。

据地自专,和中央政府反抗,是要有相当大的地盘的。

从春秋以来,像后世一府这么大的地方,就不足以为轻重。

所以和鲁国差不多大小的国,如宋国、卫国、郑国等,都不能和大国相抗,到秦汉之世,此等情形就更为显著。

诸位有读过柳宗元的《封建论》的么?他的《封建论》里有一句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

这就因为汉时的郡,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而汉初所封诸国,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

后汉末年,割据的人,大约都有一州或大于一州之地,也是为此。

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

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

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

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

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司隶校尉是前汉武帝所设的官。

因当时有巫蛊之祸,使之督捕,是带有非常时期的侦缉性质的。

后来事过境迁,此等特殊性质渐渐消灭,乃使其监察数郡。

在这一点上,其性质与刺史无异。

所以后汉有十三州,中有一州不设刺史而即由司隶校尉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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