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本来用不着我来讲《三国史话》替魏延辨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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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 替魏延辨诬

三国史话

替魏延辨诬

三国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本来用不着我来讲。

我现在所要讲的,只是向来大家弄错之处,我想要来矫正矫正而已。

既然如此,我就还要想替一个人辨诬,那就是魏延。

魏延本来是以部曲(部曲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目。

《续汉书·百官志》说:大将军营分为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

后汉末,有些将校兵士,永远跟随着大将,就变做不直属于国家而属于这个将,带些半奴隶的性质。

所以部曲的地位是颇低的)随先主入蜀的。

因屡有战功,升迁到牙门将军。

先主既得汉中之后,还治成都,要拔擢出一个人来镇守汉中,当时大家都以为要用张飞,张飞也以此自许,而先主竟破格擢用了魏延。

关羽、张飞是先主手下资格最老的两员猛将,当时敌国的人亦都称他为万人敌的。

先主从起兵以来,不分兵则已,要分兵,关羽总是独当一面的,第十二节中业经讲过了。

此时关羽正在镇守荆州,再要找一个独当一面的人,以资格论,自然是张飞了。

再次之则是赵云,随先主亦颇久。

争汉中之时,赵云亦颇有战功,先主称他“一身都是胆”的。

然而这时候要镇守汉中,先主却破格擢用了魏延,这就可见得魏延的才略。

关羽、张飞都是长于战斗的。

关羽攻曹仁,虽然终于失败,乃因受了孙曹两面的夹攻,而又外无救援之故。

当时那种凌厉无前的气概,使曹操方面十分吃紧,那也不是容易的罢?当曹操平张鲁之后,张郃的兵,业已攻入巴中。

使巴中而竟为曹兵所占据,强敌即逼近西川,蜀汉的形势,此时实亦万分吃紧,而张飞竟能够把张郃打退,这一场功劳,也不能算小罢?然则在当时,关羽、张飞所以威名播于敌国,易世之后,还有人称道弗衰,也不是偶然的。

然而先主对于镇守汉中之任,竟不用张飞而用魏延,则魏延的将略,似乎还在关张之上。

大概关、张的将才,是偏于战斗,而魏延则要长于谋略些罢?然则镇守荆州的,假使是魏延,或者不如关羽之以过刚而折,而半个荆州,也就不至于失陷了。

这虽然是揣测之辞,似乎也有可能性。

魏延的谋略,从一件事情上可以见得。

据《三国志》注引《魏略》说:诸葛亮出兵伐魏时,和手下的人谋议。

魏延献计说:“魏国的安西将军关中都督夏侯楙,是曹操的小女婿,既无智谋,又无勇气。

你只要给我精兵五千,直指长安,他听得我去,一定要逃走的。

他走后,长安就只剩些文官了。

魏国东方的救兵要合拢来,还得二十多日,你的大兵也好到了。

如此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了。”

案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在魏明帝太和二年(228)。

这一次,魏国见蜀国久不出兵,以为他无力北伐,毫无预备。

所以诸葛亮出兵,甚为得手。

南安(今甘肃陇西县西北)、天水(今甘肃通渭县西南)、安定(今甘肃镇远县南)三郡都望风迎降。

只因马谡失机,以致前功尽弃。

以后出兵,虽然累战克捷,然魏国亦已有了预备,要大得志就难了。

所以太和二年这一役,亦是魏蜀强弱的一个关键。

据《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夏侯楙免去安西将军关中都督之职,就是在这一年的,然则魏延的献计,亦就是这一年的事,倘使诸葛亮采用魏延之计,则魏延做了先锋。

马谡亦是奇才,我们不能以成败论人,但谋略虽好,战斗的经验或者要缺乏些,所以不免有失,用魏延则无此弊,然则使诸葛亮采用魏延之计,看似冒险,或者转无马谡的失着,亦未可知。

所以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实在是可惜的,而魏延的将略,亦就因此可见了。

然诸葛亮虽不用魏延之计,而其军队精练,一切都依着法度,亦自有其不可及之处。

他第一次虽然失败,以后又屡次出兵。

魏朝尝派司马懿去抵御他。

司马懿的用兵,亦有相当能力。

他生平除掉和诸葛亮对垒之外,也总是胜利的。

独至对于诸葛亮,则仅仅乎足以自守。

这句话,是见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吴人张俨所著的《默记》里面。

第三国人的话,比较要公平些。

于此可见《三国志》里载诸葛亮伐魏之事,总不胜利,《晋书·本纪》里更说他每战辄败;只因《三国志》为晋人所著,《晋书》所根据的,也是晋朝人的史料,不足凭信罢了。

诸葛亮每次出兵,都因粮运不继,不能持久,乃制造了木牛流马以运粮,又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

蜀汉后主的十一年,即魏明帝的八年(234),他屯田的兵,已经杂居渭水沿岸,逼近长安了。

不幸患病身死,从此以后,蜀汉就更无力进取中原了。

这固然不仅是军事一方面的问题,然而当时蜀汉的军队起了内讧,以致魏延身死,亦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

据《三国志》说,诸葛亮病危的时候,和杨仪、费袆、姜维三个人密定了退兵的计划。

这一次出兵,魏延本来是先锋,这时候却将他改作断后,而令姜维次之。

魏延如不听命令,大军就径行开拔。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派费袆去探问魏延的意思。

魏延说:“丞相虽死,我自活着在这里。

相府里亲近的人和官属,自可将护他的棺柩回去安葬,我自当带兵击贼。

如何因一个人之死,废掉天下的大事呢?况且魏延是什么人,要听杨仪的命令,替他做断后将?”

就和费袆同拟一个计划,哪一部分的兵该退回去,哪一部分的兵该留下来,要费袆和他连名,把这命令传给各将领。

费袆骗他道:“杨仪是文官,不会部署军事,他决不会违反你的意思的,不如让我回去,再和他商量商量。”

就骑着马快跑而去。

费袆去后,魏延懊悔不该放他,再派人去追,已经来不及了。

魏延派人去探看,杨仪等已经整军待发,打算把魏延一支兵留下来。

魏延大怒,趁他们没有动兵,便带兵先发。

杨仪等亦伐木开路,昼夜兼程,紧跟在他的后面。

魏延的兵先到,据住了南谷口,派兵去攻击杨仪。

杨仪派何平去抵敌。

何平骂魏延先发的兵道:“丞相死得没几时,你们何敢如此?”

魏延的兵知道其曲在延,都不听他的命令,散掉了。

魏延只和他的儿子以及另外几个人逃回汉中去。

杨仪派马岱带兵去将他追斩了。

这一段事情,一看而知其不是实在。

据注引《魏略》说:则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是派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秘丧而归的。

杨仪和魏延素来不睦,就扬言魏延要投降敌国,带着手下的人去攻魏延。

魏延因出其不意,无从抵当,只得带着兵逃走,就给杨仪追杀了。

这话也不是事实。

诸葛亮在病危之时,预定退军计划,这一个命令,总是要传给全军的,岂有和杨仪、费袆、姜维私相计议,置先锋军于不顾之理?这岂像诸葛亮做的事情?若说诸葛亮的职务实系命魏延代理,则全军都在魏延统率之下,杨仪是文官,手下没有军队的,带着什么人去攻魏延?若说运动诸将,同反魏延,怕没有这样容易的事?况且据《三国志》说:当时魏延表奏杨仪造反,杨仪也表奏魏延造反,显然成了个两军对垒的形势,并不是从一军之中突然分裂而战斗起来的。

然魏延是个名将,果使有了准备,派兵去攻杨仪,也断没有给何平一骂兵就被骂散了的情理。

所以两种说法都不是事实。

这件事情的真相,依我推测,是这样的:诸葛亮病危时,并没有能够预定退兵的计划就死了。

他死后,杨仪等密定了一个退兵的计划,怕魏延不听,派费袆去探问。

魏延果然不肯听他们的部署,要自己另定一个计划,和费袆连名行下去。

费袆哄骗他逃了回来。

知道无可疏通,就把他置诸不顾,打算将余军径行开拔。

这个消息又被魏延打听到了,乃趁他们没有开拔之前,先行开拔,把南谷口据住了。

至此,两军遂不得不正式交战。

魏延虽然勇猛,然所统率的,只有他的直属部队,就是做先锋军的,杨仪在诸葛亮幕府里,全军都在他调度之下,众寡不敌,所以魏延就给他打败了。

至于说魏延的军队,给何平一骂就骂散了,不曾有剧烈的战斗,乃因内讧并非美事,所以又有些讳饰。

这件事情的真相,似乎大略是如此。

魏延既然死了,自然得宣布他的罪状。

当时所说的,大约是诬他要谋反降魏。

所以《三国志》里有这样的几句话,说“魏延不北降魏而南还,乃是要除杀杨仪等,本意如此,不便背叛”,就是替魏延剖辨的。

不过古人文辞简略,没有把当时诬他的话叙述清楚罢了。

假使魏延真要造反,杨仪便有剿灭反叛的大功,回来后岂得不重用?然而不过做一个中军师,并无实权,诸葛亮的老位置,反给蒋琬夺去了(诸葛亮是丞相,蒋琬的资格,是不够做丞相的,但以录尚书事而兼益州刺史,其实权就和诸葛亮无大异)。

这件事,《三国志》上说:诸葛亮生时就密表后主,说我若死了,便将后事交给蒋琬。

这也不是实情。

诸葛亮的做事,是很积极的。

他在生前,似乎并没有预料到自己要死。

假如他预料到自己要死,那可先行布置的事情多着呢。

以他的地位声望,一切公开嘱咐了,也不怕什么人反对,而且可使身后的事情更形妥帖,何至于密表后主,只保荐了一个蒋琬呢?《三国志·蒋琬传》说:诸葛亮死后,新丧元帅,远近危悚,蒋琬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色举动,和平时一样,众人因此渐服,可见得蒋琬初继诸葛亮的任时,众人还不很信服他。

假使诸葛亮生前预行指定他为自己职务的后继人,就不至于此了。

以诸葛亮的公忠体国,心思细密,岂有想不到这一层之理?蒋琬和杨仪,向来所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而杨仪的职位和资格,还在蒋琬之上。

不过杨仪是锋芒毕露的,大家有些怕他,蒋琬却是个好好先生,人家容易和他和睦,所以诸葛亮的位置就给蒋琬抢去了。

杨仪自然不服,口出怨恨之言,以致得罪而死,这事无甚关系,可以不必细述。

然使魏延确系造反,杨仪确有诛灭反叛之功,则无论他如何不孚众望,人家将来要排挤他,当时总是要赏他的,断不能径置诸闲散之地,这也可见得魏延并没造反。

诸葛亮从太和二年以后,是不断的出兵伐魏的,太和二年,是入三国后的第九年。

诸葛亮之死,在入三国后十五年。

蜀汉的灭亡,是在入三国后四十四年。

所以诸葛亮死后,蜀汉还有二十九年的命运。

这二十九年之中,前十二年,总统国事的是蒋琬;中七年是费袆;后十年是姜维。

蒋琬、费袆手里,都不甚出兵伐魏。

姜维屡次想大举,费袆总裁制他,不肯多给他兵马。

费袆死后,姜维做事才得放手些,然而亦无大功,而自己国里,反因此而有些疲敝。

当时很有反对他的人。

后来读史的人,亦有以蜀之亡归咎于姜维的用兵的,其实亦不尽然。

当时魏蜀二国,国力相去悬殊。

灭蜀的一次,据魏国人计算,蜀兵总数共只九万,分守各地方的,差不多去其一半,而魏国分兵三路,诸葛绪、邓艾每路三万,钟会所带的兵又有十余万,兵力在两倍以上。

所以蜀汉的形势,是很难支持的。

既无退守的余地,就只得进攻,至少要以攻为守。

诸葛亮的不断出兵,也是为此。

从魏齐王芳之立,至高贵乡公的被弑,其间共计二十一年,即系入三国后之第二十一年至第四十一年,正是魏国多事之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则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

然此中强半的时间,都在蒋琬、费袆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

所以把蜀国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

倒是蒋琬、费袆,应当负较大的责任。

魏延伐魏之志,是比较坚决的。

只看诸葛亮死日,他不肯全军退回,便可知道。

如其诸葛亮死后,兵权在他手里,总不会像蒋琬、费袆那样因循的,虽然成败不可知。

所以魏延的死,总不能不说是蜀汉的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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