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
文史第二十八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①《甘泉》、《羽猎》，司马相如②《子虚》、《上林》，班固③《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注释】
①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
西汉辞赋家。
②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
西汉辞赋家。
③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陽东北）人。
汉明帝时为校书郎，善作赋。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官员房玄龄说：“我发现《汉书》、《后汉书》记录有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这些文章文辞浮华，无益于对帝王的劝诫，为什么还要收录在史书上呢？今后，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
【原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一邓一 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
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
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
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①、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
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
竟不许。
【注释】
①陈后主（553 — 604）：陈叔宝，字元秀。
南朝陈的最后一个皇帝。
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日与嫔妃、文臣游宴，制作艳词。
后为隋兵俘虏，病死在洛陽。
【译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一邓一 隆上书请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编成文集。
唐太宗说：“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百姓的，史书都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千古了。
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扰乱了政务，即使辞藻华丽，也终将贻笑后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
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最后，社稷一江一 山统统断送在他们手中。
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后世呢？”
太宗最终不许编文集。
【原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
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
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
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译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撰写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的史官。
一次，唐太宗问他：“你的起居注，都写些什么呢？可不可以让君王自己看一看？我想看看起居注，用帝王的得失来警戒自己。”
褚遂良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帝王言语的左史，和记录帝王行为的右史。
无论好坏全部记录下来，以期望帝王不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可是，我却没听说过帝王自己要看关于自己的史书。”
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们都记录下来了吗？”
褚遂良说：“常言道，坚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
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怎么可以不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呢？”
黄门侍郎刘洎说：“帝王有过失，就像日月有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
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老百姓都会记住的。”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①，足为将来规诫。
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
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
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②，语多微文③，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④而鲁国宁。
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
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
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注释】
①彰善瘅（dàn）恶：表彰美善，指斥丑恶。
②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之变。
③微文：委婉隐晦的文辞。
④季友鸩叔牙：春秋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长者庆父，次者叔牙，再次季友。
庄公打算让儿子继位，叔牙却说应让庆父嗣位，季友奉庄公之命，让人用毒酒将叔牙杀死。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看前朝的史书，惩恶扬善，足以规劝警戒后人。
但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当朝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呢？”
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书，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
只是担心有与君主意见相抵触的地方，所以不让君主本人看到。”
太宗说：“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
现在要亲自看国史，如果记有好事，自不必说；如记有不好的事，我可以引为鉴戒，并加以改正。
你们把撰写抄录好的国史送过来吧。”
于是，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成为按照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呈献。
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记玄武门之变说得很含蓄，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从而使周室得以安定。
季友用毒一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
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的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以利万民。
史官执笔，何须隐晦？你们应当立即改删虚饰之词，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清楚。”
事后，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惧怕，只有国史，足以惩恶劝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么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实录》，很符合公正的道理。”
【评析】
唐太宗“以史为鉴”，对“国史”采取公正严谨的态度，从不沉湎于“粉饰太平”的颂扬之词，而是希望从客观、真实的史料中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于自己以往的所言所行，能够做到开诚布公、坦然相对，要求史官秉笔直书，对于“玄武门之变”毫不隐晦，体现了自身非凡的胸襟气度与领导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