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心度第五十四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
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一爱一之本也。
刑胜而民静，赏繁而一奸一生。
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夫民之一性一，喜其乱而不亲其法。
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
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一奸一无所萌。
故治民者，禁一奸一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
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
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
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一奸一不生，明法而治不烦。
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
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
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
故明君一操一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
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一爱一之自也。
夫民之一性一，恶劳而乐佚。
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
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
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
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
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
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一奸一者必王。
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
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
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
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
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
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
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译文：
圣人治理民众，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并不以满足民众欲一望为转移；他只希望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罢了。
所以当君主对民众施用刑罚的时候，他并不是憎恨民众，而是从一爱一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刑罚严峻，民众就安宁；赏赐太滥，一奸一邪就滋生。
所以治理起民众来。
刑罚严峻是国家太平的首务，赏赐太滥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民众的本一性一是喜欢赏赐而不喜欢刑罚。
所以明君治理国家时，明定奖赏、民众就努力立功；刑罚严厉，民众就服从法令。
民众努力立功，政一府的事务就不受侵扰；民众服从令，一奸一邪就无从产生。
所以治理民众，要把一奸一邪禁止在尚未发生之时；用兵作战．要使一切服从打仗的要求深入民心。
禁令能先治本的才有效，用兵能服民心的才能服，圣人治理民众，因为先治本，所以能强大；因为先服心，所以能取胜。
国家大事要争先恐后而统一民心，专行公务来杜绝私欲，奖赏告一奸一、一奸一邪就不会产生，明定法度、政务就不会烦乱。
能做到这四点的。
国家就强盛；不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衰弱。
国家之所以强大，靠的是政治措施；君主之所以尊贵。
靠的是权力。
所以，明君有权力和政治措施。
昏君也有权力和政治措施，结果渐显不同，是因为各自确立的原则有别。
所以明君掌握权势而地位尊贵，统一政纲而国家太平。
所以，法令是称五天下的根本，刑罚是一爱一护民众的根本。
民众的本一性一是好逸恶劳。
安逸就要荒废。
荒废就治理不好。
治理不好就要混乱；如果赏罚不能在全国实行，国家事业就必定得不到发展。
所以想要建立大功而难于吸引民众力量，大功是不可能期望成就的；想要搞好法治却难于改变旧俗，民众的混乱局面是不可能期望治理好的。
所以治理民众没有一成不变的常规，只有法度才是治世的法宝。
法度顺应时代变化就能治理国家，统治方式适合社会情况就能收到成效。
所以，民众质朴的话。
只要用褒贬进行控制就可以治理好；社会开化的话，只有用刑罚加以束缚才能使人驯服。
时代有了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的，社会必然危乱；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规定一成不变的。
国家必被削弱。
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
能在农耕方面充分发挥力量的社会就富裕，能在战争领域充分调动力量的国家就强盛，而富强得以持续发展的，就可以称王天下。
所以称王天下的途在于开创什么，阻止什么；能够阻止一奸一邪行为的，必能称王天下。
所以称王天下的方略不是依靠外部不乱。
而是依靠自身的不可扰乱。
指望外部不乱而立国治民，国家就会削弱；指望自身的不可扰乱而推行法治，国家才能兴盛。
所以贤明君主治理国家时，立足干不可扰乱的方略。
民众以爵位为尊贵，君主权势就重。
所以赏赐有功的人，把爵位赐给胜任的人。
坏人就无可乘之机。
专心发展实力的国家，爵位就会贵重起来；爵位贵重起来，君主就会受到尊敬；君主受到尊敬，就一定能称王天下。
不事耕战而依赖私学的国家，爵位就要被人看得轻贱；爵位被人看得轻贱，君主的威望就要降低；君主威望降低的话，国家必致削弱。
所以立国用民的一般法则在于：能够禁闭外势、阻塞私行而着眼于自强自力，就可以达到称王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