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三十六·经部三十六○四书类二
△《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刘因撰。
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
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
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徵，不起。
事迹具《元史》本传。
朱子为《四书集注》，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於一。
而卒後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读者颇病其繁冗。
因乃择其指要，删其复杂，勒成是书。
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则作三十卷。
考苏天爵作因《墓志》，亦称是书三十卷，则萱所记误矣。
此本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
其後并已阙佚，亦非完帙。
然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则流传颇罕，亦元人遗笈之仅存者，不以残阙病也。
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於多岐。
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
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
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四书辨疑》·十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
书中称“自宋氏播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矣。
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
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
是书多引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
朱彝尊《经义考》曰：“《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
成甫、长文并浙人，峰一宗朱子，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
所说当矣。
其曰偃师者，《元史》称天祥因兄仕河南，自宁晋家洛阳，尝居偃师南山故也。
天爵又谓安熙为书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书。
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张大其师学，所言未足深据也。
凡《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
其中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谓盘乃浅器，难容沐浴，是未考《礼·丧大记》郑《注》有“盘长二丈，深三尺”之文，颇为疏舛。
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亦未见必然。
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
说《春秋》者三《传》并存，说《诗》者四家互异，古来训诂，原不专主一人。
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书，以资参考也。
△《读四书丛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许谦撰。
谦有《诗集传名物钞》，已著录。
案《元史》本传：“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
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後可学圣人之事。
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於朱子。
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黄氵晋作谦《墓志》，亦称是书敦绎义理，惟务平实。
所载卷数与本传相同。
明钱溥《秘阁书目》尚有《四书丛说》四册。
至朱彝尊《经义考》则但据《一斋书目》编入其名，而注云“未见”。
盖久在若存若亡间矣。
此本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
《中庸》阙其半，《论语》则已全阙，亦非完书。
然约计所存，犹有十之五六。
即益以所阙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殆後来已有所合并欤？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义该。
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後已。
其於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
於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
△《四书通》·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胡炳文撰。
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著录。
是编以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皆阐朱子之绪论，而尚有与朱子相戾者。
因重为刊削，附以己说，以成此书。
凡朱子以前之说，嫌於补朱子之遗，皆斥不录，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仅十四家。
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则皆恪守考亭之学者也。
大抵合於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於注意与否定其是非。
虽坚持门户，未免偏主一家，然观其《凡例》，於“颜渊好学”章，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辨明；於“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学，用心亦勤且密矣。
《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
蔡模《集疏》间有所注，亦不甚详。
是书尚一一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订证。
然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也，炳文独遗漏不载。
盖敞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之派。
讲学之家，恶其不相攀附，遂无复道其姓名者。
故朱子虽引之，而炳文不知为谁也。
是亦各尊所闻之一验矣。
△《四书通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张存中撰。
存中字德庸，新安人。
初，胡炳文作《四书通》，详义理而略名物。
存中因排纂旧说，成此书以附其後，故名曰《四书通证》。
炳文为之序，称北方杜缑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案杜缑山名瑛，金人。
薛寿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
存中能删冗从简，去非取是。
又曰：“学者於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
於《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
推之甚至。
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
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
又“时见曰会，众ぽ曰同”，与《周礼》本文小异。
盖宋代讳“殷”，故改“殷”为“众”。
乃但引《周礼》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
皆不免有所回护。
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
《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未详孰是”，不知司马贞《史记索隐》明注《史记》古本作七邑。
是朱子称七邑乃据古本，原非谬误。
存中持疑不决，亦失於考核。
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泛及杂说。
而於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亦非根本之学。
然大概徵引详明，於人人习读不察者，一一具标出处，可省检阅之烦，於学者亦不为无补矣。
△《四书疑节》·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
俊翁字敏斋，袁州人。
前有黎立武、李应星《序》，又有彭元龙《序》二篇。
应星、元龙《序》，皆称“俊翁”，独立武《序》作“隽翁”，盖传写字异也。
其仕履无可考。
立武《序》称以“重吾榜”，应星《序》亦称“奕奕魁文”，知尝首举於乡矣。
立武、应星《序》及元龙前一《序》，并侧注“经史疑义”字。
元龙後一《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
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
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
盖《待问集》者其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其中之子部。
今《经史疑义》已佚，故《序》与书两不相应也。
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
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欤？朱彝尊《经义考》中载之，注曰“未见”。
此本犹从元版传钞，其例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於前，列答於後。
盖当时之体如是。
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
△《四书经疑贯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王充耘撰。
充耘有《读书管见》，已著录。
是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其已佚。
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尚首尾完具。
惟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无从校补，则亦仅存之笈矣。
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
盖延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
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
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於研经。
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案此题见《日知录》），盖犹沿元制。
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
录此二书，犹可以见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也。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詹道传撰。
道传，临川人。
其始末未详。
是书略仿古经笺疏之体，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间释朱子所引之成语。
如“真积力久”出《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出《扬子·孝至篇》，皆为证其出处。
其所援引，亦间有牾。
如《论语》“夏瑚、商琏”，朱子本引包咸旧《注》（案咸《注》久佚，此据何晏《集解》所引）。
道传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其异同，而复谓“夏曰瑚，商曰琏”本於《尔雅·释器》。
今检校《尔雅》，实无此文，则道传杜撰附会也。
又此书於朱子所引诸儒，皆详其名字、里居。
而《孟子·尽心章》引陈氏厌於嫡母之说，实陈耆卿《孟子记蒙》中语。
耆卿字寿老，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
此独失载，亦未免有所疏漏。
然大致皆有根柢，犹元儒之务实学者。
与张存中《四书通证》相较，固犹在其上矣。
△《四书通旨》·六卷（内府藏本）
元朱公迁撰。
公迁有《诗传疏义》，已著录。
是编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
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
盖昔程子尝以此法教学者，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是书。
其间门目既多，间涉冗碎。
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微嫌其繁。
又如“樊迟请学稼”，不过局於末业，乃列之於“异端门”，与许行同讥。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门”，与处士一例，亦颇伤春驳。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诸门，以人隶事，体近类书，尤为无所发明。
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
要非融会贯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
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其渊源盖有自矣。
明正统中何英作《诗传疏义序》，称永乐乙酉，因阅《四书通旨》而语及《疏义》，则是书行世，在《疏义》之前。
顾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徵引，近《通志堂经解》始刊行之，盖久微而复出也。
句下间列异同，如“喜怒哀乐”一条，谓“右以体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执其中”一条，谓“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书者参校诸本所附，非公迁之旧。
其出自谁手，则不可考矣。
△《四书管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史伯撰。
伯字文玑，温州平阳人。
据所作《管窥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计其人当已入明。
然始末不可考矣。
是编见於《秘阁书目》者五册。
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
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府学。
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
然刊本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
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钞，《大学》、《中庸》、《孟子》尚全，惟《论语》阙《先进篇》以下，盖传写有所佚脱。
然量其篇页，厘而析之，已成八卷。
《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欤？其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及饶氏、张氏诸说，取其与《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於下。
诸说之自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
凡三十年而後成。
於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
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夥。
其间有偶然问答未及审核者，有後来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
故《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
即《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亦时有牾。
原书具在，可一一覆按也。
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後来读朱子书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後。
但执所见一条，即据以诋排众论，纷纭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信者所淆矣。
夫载宝而朝，论南宫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赵盾者原诬。
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异，况於朱门弟子断不及七十二贤，又安能据其所传，漫无厘正？伯此书，大旨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同。
而因但为之刊除，伯更加以别白。
昔朱子尝憾孔门诸子留《家语》作病痛，如伯者，可不谓深得朱子之心欤？
△《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二卷（内府藏本）
元景星撰。
星号讷，馀姚人。
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跋》，称得礼部侍郎蒋骥写本。
骥《跋》题“庚辰岁”，当为建文元年。
骥为景之门人，则星元末人也。
前有星《自序》，标题为“学庸集说启蒙”，而《序》中实曰“四书集说启蒙”。
《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书》。
骥《跋》称讷先师用功於《四书》十年，去取诸说而为此书。
《大学》已有刊本，而《语》、《孟》、《中庸》则未刊。
时《跋》称得骥《中庸》写本。
誊校刊梓。
然则星本全注《四书》，骥先刊其《大学》，时续刊其《中庸》，而《语》、《孟》则已佚。
通志堂刻《经解》，病其不完，并序文、标题改之耳。
其书发挥颇简切，《大学圣经章句》“欲其一於善而无自欺”句注：“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
於字句亦复不苟。
又《传》之二章注“盘，邵氏谓恐是盥之盘”，《传》之四章注备引程子、饶鲁、吴澄之说，《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阳李氏之说，皆与《章句》异同，亦非胡炳文等坚持门户者比。
盖犹能自抒心得者也。
书上阑附载细字，如《大学传》之五章载矩堂董氏之说，《中庸》第一章载饶鲁之说，亦与《章句》有出入。
据钱时《跋》，称增鲁斋批点，勿轩标题，以便幼习。
则时益以许衡、熊禾二人之语，非星本书也。
其孰为衡语，孰为禾语，刊板一同，今则不可辨别矣。
△《四书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
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馀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
其书因元倪士毅《四书辑释》稍加点窜。
顾炎武《日知录》曰“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有《论语通释》。
其采《语录》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则始於真氏。
祝氏仿之，为《附录》。
後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
於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案定宇，陈栎之别号）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
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
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
《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云云，於是书本末言之悉矣。
考士毅撰有《作义要诀》一卷，附刻陈悦道《书义断法》之末，今尚有传本。
盖颇讲科举之学者。
其作《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故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刂成编欤？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
後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
盖由汉至宋之经术，於是始尽变矣。
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资考镜焉。
△《四书蒙引》·十五卷、《别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
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
其作此书，初已有稿本而遗失，乃追忆旧文，更加缀录。
久而复得原稿，以两本相校，重复过半，又有前後异同未归画一者。
欲删正而未暇，乃题为“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说。
《虚斋集》有是书《序》，述其始末颇详。
嘉靖中武进庄煦参校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辑成一书而刊之。
书末又别附一册，则煦与学录王升商榷订定之语也。
清人品端粹，学术亦醇。
此书虽为科举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时文，不得不尔。
至其体认真切，阐发深至，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未可以体近讲章，遂视为揣摩弋获之书也。
△《四书因问》·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冉撰。
冉有《周易说翼》，已著录。
是编皆记其门人质问《四书》之语。
《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
然其中称冉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冉自作。
卷首有“门人魏廷萱等校刊”字，当即廷萱等所记也。
其书《大学》从古本次序，《中庸》亦从古本分章。
所说多因《四书》之义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
如讲“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门人衣服华靡者曰“此便是僭”之类，皆开示亲切，不徒为训诂空谈。
冉文集佶屈聱牙，纯为伪体。
而其解《四书》，平正笃实乃如此。
盖其文章染李梦阳之派，而学问则宗法薛。
二事渊源各别，故一人而如出两手也。
△《问辨录》·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高拱撰。
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
此编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疑义》，逐条辨驳。
其论《大学》，谓新民即明德中事，不应分之为三纲领。
不知经文三“在”字显然并列，安能不区别为三？又论“贤贤易色”一章，谓人能如是，必其务学之至觉，“生质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
亦未深体抑扬语意。
如斯之类，皆不免有意推求。
至如伊川谓“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则谓节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谓孔子之责臧文仲，正以其贤而责之备。
如斯之类，则皆确有所见，足以备参考而广见闻。
郑汝谐《论语意原》，颇与朱子异同，而朱子於汝谐之说反有所取。
朱子作《周易本义》，与程《传》亦有异同，世未尝以是病朱子。
拱之是编，亦可作如是观矣。
△《论语类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
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
是编皆考证《论语》名物典故，分十八门，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
朱子以後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於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
後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
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於世。
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於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
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为苟同。
每条必先列旧说，而讨诸书，互相参订，皆以“元案”二字列之。
凡一切杜撰浮谈，如薛应《四书人物考》称“有若字子有”之类，悉为纠正。
较明代诸家之书，殊有根柢。
特以专考《论语》，不备《四书》，故不及应书之盛传，实则有过之无不及也。
△《孟子杂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
自宋熙宁以前，《孟子》仅列於儒家。
《史记》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十数语，於所历邹、滕、任、薛、鲁、宋之事，略不一书。
至朱子《纲目》，始於适魏之齐大书特书，明圣贤之去就，而编年之体亦不能详述一人之始末。
明薛应撰《四书人物考》，始采摭他书，以为《补传》。
而应不长於考证，舛漏颇多。
士元嗣辑此书，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後三卷发明孟子之言。
名以“杂记”，实则经解居多。
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卮言。
若赵岐《注》义以尾生抱柱不去证不虞之誉、以陈不瞻失气而死证求全之毁，概为删。
与所作《论语类考》均为有裨於经义，故今特附於《四书类》焉。
△《学庸正说》·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赵南星撰。
南星字梦白，号侪鹤，高邑人。
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以忤魏忠贤削籍谪戍。
崇祯初追谥忠毅。
事迹具《明史》本传。
是编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
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於後。
虽体例近乎讲章，然词旨醇正，诠释详明。
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
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而始终归本於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
盖南星为一代名臣，端方劲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为趋避，故其说经亦不以流俗好尚为是非。
虽平生不以讲学名，而所见笃实，过於讲学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论语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
宗建字季侯，吴江人。
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为魏忠贤所害。
崇祯初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
事迹具《明史》本传。
此书乃其授徒湖州之时与诸生所讲论也。
宗建刚方正直，屹然独立。
而其学则沿姚江之末派，乃颇近於禅。
如云：“人心之乐，井情非趣，非思非为，虚中之影，水中之相。”
如斯之类，殆似宗门语录。
然讲“素绚”章谓後人求深反浅，在当时夫子、子夏不过随境触悟，非子夏欲抹煞礼，亦非夫子不重礼。
讲“颜渊问为邦”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执定数件。
其言皆简要明通，足释训诂之葛。
且其人与日月争光，则其书亦自足不朽。
小小疵瑕，不足累之。
此固不与讲学之家争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论语学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
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著录。
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故其解“为政以德”及“朝闻道”章首揭此旨。
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
其解“多闻择善，多见而识”章有云：“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体不能不穷於聪明，而闻见启焉。
今必以闻见为外，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
是隳性於空而禅学之谈柄也。”
其针砭良知之末流，最为深切。
其解“性相近”章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
虽与朱子之说稍异，然亦颇分明不苟。
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
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
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爵然，不负其言矣。
与其为孙承泽，又何如为刘宗周乎？
△《四书留书》·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章世纯撰。
世纯字大力，临川人。
天启辛酉举人，官至柳州府知府。
闻流寇陷京师，悲愤而卒。
《明史·文苑传》附见《艾南英传》中。
所著总名曰《留书》。
此其说《四书》者六卷。
又别有《内集》一卷，乃所著子书；《散集》一卷，乃所作笔记。
《明史·艺文志》总题曰《留书》，入之《儒家类》中。
然说《四书》六卷之前，有天启丁卯世纯《自序》，後有世纯自作《四书留书跋》，皆言诠释《四书》之意，不及其他。
其书分章抒论，体例类刘敞《春秋意林》。
但敞不标经文，此标某章某章耳。
解经家本有此体，入之子书，殊非其类。
今割其《内集》、《散集》别著录，而说《四书》者入《经部》，存其实也。
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义名一时，而世纯运思尤锐。
其诂释《四书》，往往於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
不规规於训诂，而亦未尝如讲良知者至於漾以自恣。
扬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
自朱子定著《四书》，由元、明以至国朝，悬为程试之令甲，家弦户诵，几以为习见无奇。
实则内圣外王之道备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经》，《六经》之精要括於《论语》，而曾子、子思、孟子递衍其绪。
故《论语》始於言学，终於尧舜汤武之政、尊美屏恶之训；《大学》始於格物致知，终於治国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终於笃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义利之辨，终於尧舜以来之道统。
圣贤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见。
盖千古帝王之枢要，不仅经生章句之业也。
我圣祖仁皇帝初年访落，即以经筵讲义亲定是编。
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
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於此矣。
△《四书近指》·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
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录。
是编於四子之书挈其要领，统论大指，间引先儒之说以证异同，然旨意不无偶偏，如云“圣人之训，无非是学”，此论最确。
乃两论逐章皆牵合学字，至谓“道千乘之国”章敬信、节爱、时使皆时习事；《大学》“圣经”章所论本末先後，以明德须在民上明，修身须在天下、国家上修；又云“格物无传，是《大学》最精微处。
以物不可得而名，无往非物，即无往非格。
朱子所谓穷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学》数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
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於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
虽不一一皆合於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於学者亦不为无益也。
△《孟子师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
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
是篇以其师刘宗周於《论语》有《学案》，於《大学》有《统义》，於《中庸》有《慎独义》，独於《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著为是书，以补所未备。
其曰“师说”者，仿赵氵方述黄泽《春秋》之学题曰《春秋师说》例也。
宗周之学，虽标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究以姚江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
然於“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语，辨无善无恶之非；於“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主姚江矣。
其他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
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於学者不为无益，固不必执一格而废众论，因一眚而废全书也。
△《大学翼真》·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
渭有《禹贡锥指》，已著录。
是书卷一分四目：曰《大学二字音义》，曰《先王学校之制》，曰《子弟入学之年》，曰《乡学之教》。
卷二分三目：曰《小学之教》，曰《大学之教》，曰《学校选举之法》。
卷三分三目：曰《大学经传撰人》，曰《古本大学》，曰《改本大学》。
皆引据精核，考证详明，非空疏游谈者可比。
卷四以下为渭所考定之本。
大旨仍以朱子为主，力辟王学改本之误。
以《经》为一章，《传》为八章。
其“诚意”章以下与诸本并同，惟以“《康诰》曰”至“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第一章，统释三纲领；以“《诗》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为第二章，谓前三节释《经》“知止能得”之序，後两节释“知止”之由与“能得”之序；以“听讼吾犹人也”一节为第三章，谓释本末之意，而移“此谓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与诸本为异。
其说与朱子虽小异，然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耳。
其论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
其卷末一条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云云，所见切实。
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似五常百行之外别有一物谓之道，别有一事谓之学者，胜之远矣。
△《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
陇其有《古文尚书》，已著录，是书因彦陵张氏《讲义》原本，删刂精要，益以明季诸家之说，而参配以已意。
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
创始於顺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陇其殁，後其族人公始为缮写编次，其门人席永恂等为之刊板。
其曰《困勉录》者，则陇其所自署也。
明自万历以後，异学争鸣，攻《集注》者固人自为说，即名为阐发《集注》者亦多阳儒阴释，似是而非。
陇其笃信朱子，所得於《四书》者尤深。
是编荟卒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
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松阳讲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
是书乃其官灵寿知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故所说止一百十八章。
於《四书》不能遍及，盖随时举示，非节节而为之解也。
陇其之学，期於潜修自得，不甚以争辨为事。
惟於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
时黄宗羲之学盛於南，孙奇逢之学盛於北，李之学盛於西，陇其皆不以为然。
故此编於学术醇疵，再三致意。
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
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於《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於《章句集注》。
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後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
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馀论》·一卷、《读论语记》·二卷、《读孟子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
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
是编《大学》用古本。
後有《自记》，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坚。
独於此书亦牵勉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默契者。
间考郑氏旧本，寻逐经意，窃疑旧贯之仍，文从理得。
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枢要所存，似不应溷於众目中，致陆、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於据经诘传”云云，盖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与朱子为难也。
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郑注古本，自分为一十二章。
然特联属其文，使节次分明，大旨则固无异。
《馀论》一卷，阐发精义尤多。
《论语》、《孟子》则随有所见即记之，但举经文首句，标曰某章，其无所诠解者则并其章目不存焉。
大旨皆主於寻求义理，宛转发明，不似近代讲章，惟以描摹语气为时文敷衍地也。
△《论语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
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於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
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
此其攻驳《论语集注》者也。
其中有强生支节者。
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专诸学炙、秦青学讴，亦无异训。
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疵病。
奇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与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
以此发难，未见其然。
有半是半非者。
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
奇龄谓鬼是人鬼，专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
然鬼实通指淫祀，不专言人鬼。
果如奇龄之说，宋襄公用曾阝子於次雎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
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
即牛刀之戏，何至於斯？朱子训“材”为“裁”，盖本诸韦昭《国语注》，未为无据。
奇龄必申康成假设之说以攻《集注》，不几於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据特详；解“为政以德”之类，持论亦正：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於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
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
兼采异说以备参考，是亦古人诸家并存之义也。
△《四书言》·四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杂论《四书》之语。
前二卷为其门人盛唐、王锡所编，後二卷为其子宗远所编，《补》二卷则其门人章大来所编也。
其书本语录之流，随时杂记，不以经文次序为先後，亦不以《四书》分编，惟每卷目录各称《论语》若干条、《大学》若干条、《中庸》若干条、《孟子》若干条耳。
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辨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曼衍，不顾其安。
至於考核事实，徵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
如以姚方兴所补《舜典》二十八字为伪，其论本确。
而考以所著《古文尚书冤词》，则力以此二十八字为真，引证诸史，亦言之凿凿。
岂非辩之所至，辄负气求胜，遂不暇顾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为郑地，以公山弗扰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诸条，则证据确然，实有出於《集注》之外者。
弃短取长，未尝不可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传也。
《补》二卷中多载其门人子侄之说，疑唐、锡等亦有所删润，非尽奇龄之旧观。
大来《序》称“补缀所闻，各有记忆，且亦陆续成此书，不能一辙”，则杂出於众手明矣。
△《大学证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
是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
首列注疏本，《大学》之真古本也。
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录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验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
次为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者，仍列於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
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皆录全文。
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全文。
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
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
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
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寝以成风。
《大学》一篇，移掇尤甚。
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於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
奇龄备列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
盖一则欲纲目分明，使学者易於致力。
一则欲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
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
△《四书释地》·一卷、《四书释地续》·一卷（以上二种，江苏巡抚采进本）释《地又续》·二卷、《四书释地三续》·二卷（以上二种，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
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
是编因解《四书》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经义，遂撰《释地》一卷，凡五十七条；复摭所未尽为《释地续》一卷，因牵连而及人名凡八十条；复因地理、人名而及物类、训诂、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条，谓之《又续》；其他解释经义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条，谓之《三续》。
总以《释地》为名，从其朔也。
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
虽其中过执己意，如以邹君假馆谓曹国为复封，以南蛮舌指许行为永州人者，亦间有之。
然四百二十一条之中，可据者十之七八。
盖若璩博极群书，又精於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
观是书与《尚书古文疏证》，可以见其大概矣。
△《四书札记》·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
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
是编乃其读《四书》所记也。
《大学》不标古本之名，亦不显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说。
故其首条曰：“文贞公以知止属志学，以静安属主敬，能虑能得属致知力行，知所先後为知本知至，此解确不可易。”
其以格物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说，亦不主朱子《补传》之说。
《论语》如“谓之吴孟子”句及“非礼勿视”四句，虽以时文为说，而大致主於阐明义理，多所心得。
《中庸》立论切实，如云：“‘鬼神之为德’章，以前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说到鬼神，似乎隐怪，不知如何接逗。
曰宗庙社稷即人伦之极致处，不说到此，如何得完人伦分量？”
又云：“无声臭即以无极言之亦无弊，然却落空，不如以天无心而成化言之。”
又云：“无声无臭谓天命本然，莫说入於玄妙。”
其宗旨可见。
《孟子》一卷最简略，疑其未成之书，然总非近时讲章所有也。
△《此木轩四书说》·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
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
是书据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残稿、补缀成编者十之四，故与所作《经说》偶有重复，然较《经说》多可取。
其中强傅古义者，如《大学章句》中“常目在之”，自为所在之在，乃从《尚书》训为察。
《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诗亦但言声和耳，乃以为琴属阳，瑟属阴，喻阴阳之和。
《论语》“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礼·司救注》，解为防禁。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取觉世之义，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铎”，谓夫子当有天下。
“达巷党人”本无名氏，乃因《史记》有“童子”二字，指为项橐。
虽不免贤智之过，然其他皆疏理简明，引据典确。
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於人心。
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
袁熹是书，独能深求於学问。
原《序》称其心师陆陇其，终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
盖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笃实矣。
△《乡党图考》·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
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
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於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
考核最为精密。
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
间有研究未尽者。
若谓“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
既毕朝，若有所议，则入内朝。”
引《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将新中军，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於寝庭”为内朝议政之证。
谓“郑注《太仆》燕朝王图宗人嘉事者，特举其一隅，非谓宗人得入，异姓之臣不得入。
後儒误会《太仆注》，以异姓之臣不得入路门，遂谓摄齐升堂为升路门外之堂，其实路门之外无堂”云云。
今考永谓异姓之臣得入内朝，永说为是。
若谓路门之外无所议，欲有所议必入内朝，则永未详考。
《鲁语》曰：“天子及诸侯合民事於外朝。”
注：“言与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
又曰：“合神事於内朝。”
注：“内朝在路门内。”
是则路门以外之朝，天子诸侯於以合考民事，岂谓无所议耶？永又谓“《礼纬》‘天子外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外，‘诸侯内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内，以内屏为在路门内者误”云云。
今考《曲礼、尔雅疏》俱云诸侯内屏为在路门内，且《尔雅》曰：“门屏之间谓之宁。”
此门既据路门，则屏之内外亦自据路门内外可知。
《晋语》曰：“骊姬之谗，尔射予於屏内。”
韦昭《注》“树谓之屏。
礼，诸侯内屏。”
亦谓路门内也。
《吴语》：“王乃入命夫人。
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
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
韦昭《注》：“屏，寝门内屏也。
妇人礼，送迎不出门。”
据此，则诸侯之屏明在寝门内矣。
《淮南子·主术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
高诱注：“诸侯在内，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
若诸侯亦设屏於朝门外，其何以别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
王下堂，南面而立。”
云下堂，则路寝也。
奉书而入，则入路门也。
其内有屏，则似天子亦内屏。
不知《释名》曰：“罘ぜ在门外。
罘，复也。
ぜ，思也。
臣将请事，於此复重思之。”
又曰：“萧墙在门内，萧，肃也。
将入於此，自肃敬之处也。”
《论语》孔安国《注》：“萧墙，屏也。”
则门内萧墙亦通名屏。
崔豹《古今注》：“罘ぜ，屏之遗象。
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
则门内之墙，《古今注》又名曰罘ぜ，天子外屏，乃《释名》所云门外罘ぜ也。
《大戴礼》所云“负屏”，则又《古今注》所云门内罘ぜ也。
《古今注》又谓西京门阙殿舍前皆有罘ぜ，盖天子非若诸侯内屏，门内堂前，亦宜有隐蔽之处，故路门内外俱有屏。
证诸《大戴礼》、《释名》等书，最确凿。
今永谓天子屏在应门外，则未知所据。
考《三辅黄图》，汉未央宫拟於路寝。
《五行志》未央宫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则拟於路门。
罘ぜ在东阙外，则天子外屏在路门外，汉时犹存遗制。
《觐礼》：“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适门西，遂入门左。”
则庙门外有屏也。
《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庙之门。”
则庙门外之朝宁与路门外之朝宁同。
天子庙门外之朝宁有屏，则路门外之朝宁亦当有屏，故可以庙门例路门也。
郑氏於《觐礼》引“天子外屏”为证，实有精义。
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郑之为得也。
然全书数十百条，其偶尔疏漏者不过此类，亦可谓邃於三《礼》者矣。
△《四书逸笺》·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大中撰。
大中字拳时，号是庵，应城人。
乾隆丁丑进士。
是编采辑诸书之文与《四书》相发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语有舛误，或《集注》所未发而义可参订，皆为之笺其出处。
其与《集注》小异者，则为《附录》。
其他书中所载四子书文与今本异者，则为《附记》。
第六卷中则专考《四书》人物遗事。
又杂事数十条，别为《杂记》。
援据颇极详明。
中如“束带”一条，不引《玉藻》“肄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之文；“朋友死，无所归”一条，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之文；“廛无夫里之布”一条，《集注》止引《载师职》，而此不引《闾师职》“凡无职者出夫布”之文以补之：未免疏漏。
至《杂记》内因《论语》有“梦周公”一语，遍引尧、舜、禹、文诸梦事，如《梦书》、《六帖》皆为引入，亦稍涉泛滥。
然词皆有据，虽不能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驾齐驱，较张存中之《通证》、詹道传之《纂笺》，要无所让也。
──右“四书类”六十三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四书》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至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
至元延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
然其时经义、经疑并用，故学者犹有研究古义之功。
今所传袁俊翁《四书疑节》、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之类，犹可见其梗概。
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
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
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
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
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
惟胡广《大全》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馀年士习文风之所以弊。
盖示戒，非示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