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
孟子旁通(五)
孟子的策略——规之以正
从这段记载看来，战国时代虽然已经很乱了，但是比起现在世界各国，用武力征服了人家，接着就并吞占为己有的情形要好些。
所以齐宣王也还是蛮可一爱一的，竟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
这件事发生在周显王三十六年，齐宣王十年之间，也正是苏秦身佩六国相印的后期。
燕国的国君文公死了，他的儿子易王继位，齐宣王是乘人国丧而去趁火打劫的。
齐国派兵去打燕国，在短期间内，齐国很快就把燕国打败了，齐国获得全胜，占领了燕国十个城池。
齐宣王征求孟子的意见，问孟子说，有人建议我到此为止，不要把燕国并吞。
也有人建议我，现在就把燕国并吞下来算了。
以我这万乘之国的齐国，而去攻打万乘之国的燕国。
在相等的国力之下，竟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燕国打败了。
这种胜利，似乎非人力所能为，看样子是天命。
假如不把燕国拿下来，就是违背了天意，上天会降下灾难的。
我看还是把燕国拿下的好。
你孟老先生以为怎样？听听你的高见如何。
孟子告诉他说，假如你把燕国占领了，燕国的老百姓很高兴、很愿意的话，就不妨占领下来。
古代曾经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周武王。
假如你占领了燕国，而燕国的老百姓不高兴，不愿意的话，那就不要占领，古代也有这样的历史经验，像周文王就始终没有起兵伐纣。
后世的说话，标榜文王是“不忍心也”。
假如暂且推开王道一精一神不谈，只从谋略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是文王看得很准，在他那个时候，时机还没有成熟，在他自己手里来不及了。
况且姜尚（太公）七十多岁才遇文王，而文王那时已经九十多岁，步入退暮了。
等到他儿子手里，纣王还不能反省转变的话，那么，一切的机缘成熟，才能一举成功。
所以他把这个事业，留给儿子去完成。
这个历史故事被曹一操一“翻了版”，有人向曹一操一劝进，取汉献帝而代之，曹一操一说： “我其为文王乎！”下面意思就是说，让我儿子去干吧！
孟子接着又针对这次齐国伐燕国的战役对齐宣王说，如果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在相等的国力下，只有五十天的时间，就打败了对方。
而对方的老百姓们，拿了吃的、喝的，来欢迎你的部队。
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的内政大乱了，老百姓们一心想要避开水深火热般的暴政，所以欢迎你去解救他们。
假如你去了，老百姓生活得更痛苦，那怎么行呢？原来的统治是暴虐的，而你又更暴虐。
这样，只不过是换一个暴虐的“手”而已。
——这个“运而已矣”的“运”字用得很妙，可以作“换一手”解释，也可以解释为“也会轮到你遭遇同样的失败下场”。
这“运” 是运转，有如佛家说的轮回果报。
这一件事，在另外有些史书上的记载，孟子当时却是另外一种说法。
因此，这件事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疑案了。
据《战国策》的《燕策》记载，孟子对齐宣王所说取不取燕国的话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
但是《史记·燕世家》却说，孟子这些话是对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说的。
苏秦口辩轻取十城
但据后世考证，本书上这一次的对话，应该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
至于“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的话，大致确定是孟子对齐清王说的话。
孟子第二次再到齐国，也就齐宣王当政的时代，而且居留在齐国的时间也比较前一次长久，或者有此一说？
燕齐两国之争，也是历史上的大事。
这一次的战役，齐宣王虽然也征询了孟子的意见，但到底没有采用，结果还是取了燕国十城。
燕易王没有办法，就来找苏秦理论了。
他说：“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燕文公）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亲），今齐先伐赵，次伐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
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
苏秦被燕易王这一责问，惭愧难受到了万分，他便很肯定地说：“请为王取之。”
——我一定可以为你燕国收复这十个城市的失地。
于是苏秦便转到齐国来见齐宣王。
他首先向齐宣王朝拜，庆祝他打燕国的胜利。
随后站起身来，便仰起头，对着齐宣王故做吊丧式的悲悼状态。
齐宣王看了他的举动，莫名其妙，就说：你何以这样举止失常，一忽儿向我庆祝，一忽儿又那么悲伤？
苏秦说：燕国虽然弱小，但也是秦王的少婿呢，你齐宣王只顾眼前的利益，侵略了他十个城市。
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你便与西陲的强邻秦国，结了不解之仇了。
“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制其后，以招天下之一精一兵，是食乌啄之类也。”
燕国好比一只飞行的孤雁，猎人看了，当然忍不住要射击，殊不知这只孤雁的后面，就跟着一只强有力的大猛鹫。
你在前面射下了孤雁，它就趁机以保护弱小为名，来侵略你了。
你这样做，不是太危险了吗？
齐宣王一听，脸都变青了，赶紧请教，该怎么办？
苏秦说：“古之善判事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
你肯采纳我的意见，马上归还从燕国抢来的那十城失地，燕国无故而收复你慷慨还他的十城，必然欢喜得不得了。
同时秦国心里也很明白，知道你是为秦、燕有岳婿的关系，而卖了一个面子给他，所以归还了燕国的失地，当然也很高兴你作得漂亮。
此是所谓“弃强仇而立厚交也”。
齐宣王立刻接受苏秦的意见，甘愿吞下这包泻药，马上归还了燕国的失地。
其实孟子的意见，比起苏秦的理由来，崇高而伟大，深谋而远虑，只有更好，没有更坏。
为什么齐宣王听不进去？苏秦一说，就立刻变色呢？因为孟子说的目标，是要齐宣王光明正大，施行大仁大义的王道一精一神，所以齐宣王听了，认为是读书人的迂腐之见而已。
苏秦说的，是动之以眼前的利害，惧之以可怕的后果，人的眼光见地到底是短视的，眼前的利害容易看得到，长远的大利实在无法去想象。
不过，由此也可见两个要点：一是辩士、说客的作风，与真儒圣贤的态度，截然不同。
二是无论善恶、是非的动机如何，要想说得动人，听得进去，临机应变的妙用，实在是不简单。
所以韩非子一再强调“说难”，说话不容易啊！
其实，孔孟圣人的仁义是正道、是正理，好比一个人的头脑。
而利害权谋的运用，好比手足（手段）的运用，所以苏秦之辈，在当时的游说策辩，也非偶然，不是只凭一张嘴随便说说的。
后来宋代司马光论史，曾经说过：
齐地广而民众，负沧海以临中夏，重以威宣之贤，国家富强。
及潘王骄汰，不可盈厌，自取颠沛。
苟无田单，齐不国矣。
凡游士言从横者，虽更相倾覆，要之合者从，六国之利也。
齐为三晋，燕楚之根抵。
三晋燕楚为齐之藩篱。
秦虽强一暴，百有余年，不能一诸侯者，以其表里相钩带也。
及齐王建用后胜之谋，信秦间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国，五国已亡，而齐并为虏，理势然也。
燕齐之战
为了研究孟子的学术思想，这里仅就流传较广的《史记》、《战国策》等资料，先约略了解孟子答复齐宣王取燕与否的时代大势。
然后，便须了解孟子后来对齐湣王的一段话。
在《史记·燕世家》里，说是燕王哙读书，中了“书毒”，很想自己当尧舜，学尧舜的禅位，把国家让给别人。
当时燕国有一位叫子之的一奸一臣，是一个大坏蛋，知道他这位宝贝老板，有如此的想法，就布置了一个局面，由燕王哙把政权让给他。
这个时候，燕国国内已经乱得不得了。
正在这个时候，苏秦在齐国被刺了，受了重伤。
当时齐宣王听到苏秦被刺，非常生气，他因为一爱一才，特地亲自去慰问苏秦，并且追问凶手是谁。
苏秦这个人真是高明，他很清楚，受伤太重，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临死时，还想出死后报仇的方法。
他告诉齐宣王，查凶手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在他死了以后，对外宣称，苏秦本来就是为燕国到齐国来作间谍的，现在把他刺死了，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
凶手有这样的大功，应该给予奖赏。
齐宣王在苏秦死后，照他的话做，果然那名刺杀苏秦的凶手，出面来领赏，齐宣王把这名凶手杀掉，替苏秦报了仇。
苏秦过后，他的弟弟苏代起来了。
苏秦读了几年书，连弟弟都能教得出来游说诸侯。
现代的基辛格，只能一个人玩，还玩得并不十分高明。
而苏秦兄弟两人，都能够把各国放在自己手掌摆来摆去地玩一弄。
最初，苏代到齐国、燕国，都不大受欢迎。
可是不知道苏秦写了或读了一本什么秘笈，这秘笈后来可以被烧掉了，或失传了。
而当时竟然教会了他弟弟，所以苏代尽管最初不受欢迎，但经他三言两语一说，那些君主们又听他的，相信他而任用他了。
这时苏代奉了燕王之命，也到了齐国。
而《史记·燕世家》及《战国策》记载，燕王哙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恐，构难数月，老百姓死者数万。
在当时的人口，几个月死了数万人，用现代人口数字类比，就好像一个国家在几个月以内死了几百万人，这数字是不得了的。
齐国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攻击燕国。
这就是为齐、燕之间的仇恨，种下的一个因。
后来燕国的昭王即位以后，为了要复国中兴，就广求天下良才，交接贤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谋大事。
这时有一个名叫郭魄的策士，抓到了机会，去对燕昭王说，你如果要招纳天下贤士，就先把我这个并不见得有特殊本领的人高抬起来，那么天下的贤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国来效力了。
燕昭王问他，这是什么道理？他说，从前有位喜欢千里马的国君，出千金的高价去找。
后来派去买的人，花五百金买了一具千里马的骨骼回来。
这位国君起初很生气，但派去买马的人解释说，连死马都花高价买了来，更何况活马呢！这个风声一传出去，千里马很快就会来了。
果然，他一爱一马的名声传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马。
现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这里，自然天下贤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国来了。
燕昭王听了他的建议，用了他，后来果然许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国。
最后昭王用了乐毅，很快就把齐国打败，连下七十余城，只剩下即墨、宫两城未下。
后来齐国又用田单，以火牛阵反攻，打败了燕国而复国。
这些战役，都是齐湣王在燕王哙让国而内政大乱时，乘人之危，攻打燕国所种下的祸因。
根据《战国策》和《孟子》的记载，好像齐国在攻伐燕国之前，齐宣王（《史记》则说是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曾经问孟子，可不可以占领。
而《战国策》与《史记》上记载，孟子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
意思是说，你现在去打燕国，和古代武王代纣，完成文王的事业一样，正是时候，你可以去打。
假如孟子真的是这样说法，那么孟子和苏秦、张仪也差不多了。
如果孟子没有说，那么司马迁和《战国策》的作者，就犯了诽谤罪，就要像最近报纸上为了韩愈的一篇文章，要打官司了。
总之，这已经为孟子上了一点颜色，有了一个小小污点。
因为这句话等于鼓励齐国去侵略，这是很严重的。
《孟子》本书上记载，当时便有人问孟子是不是曾经鼓励齐宣王去打燕国。
孟子说，这是沈同问起，像燕国目前这样，燕王哙糊里糊涂地让国给子之，而子之把内政弄得乱七八糟，死了好几万人，燕国的老百姓这样痛苦，可不可以去攻伐。
我告诉他，可以。
但是我说的可以，是指顺天应人，吊民伐罪的出兵，而不是说侵略一性一的攻伐。
正如有人问起，某人杀了人，犯了罪，可不可以处以死刑。
我说可以，但并不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去杀这个犯人。
而是要执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去判处他的死刑。
但这些话，对齐宣王说的也罢，对齐湣王说的也罢，对别人解释也好，到底孟子说了没有？是怎么说的？在《孟子·公孙丑下》，便有对沈同一段话，可作说明。
接下来第二部分疑案，是年代问题。
本来孟子的年代，以及那时候许多事情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
据《史记》记载，孟子这段话是对齐湣王说的，是孟子去过魏国，见了梁襄王，不投机，就回鲁国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再次回到齐国来，见了齐湣王，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国。
反正《孟子》这本书，不论是孟子自己作的笔记，或者门人根据资料写的，在文字上总会有多少修饰。
但在语气之间，还是赞成有此“吊民伐罪”的一战，只是不像《战国策》式说得那么激烈而已。
苏代评论齐王
在当时的国际背景，还有一段有趣的事。
原来燕国是派苏代去齐国做间谍的，苏代到了齐国，齐湣王本来认为他是一个政客，两边跑的，不太理他。
可是苏代很厉害，最后还是说服了齐湣王，暗中帮了燕国的忙，甚至于齐国要他带兵去打燕国，结果打了败仗，齐湣王还是相信他，他又利用当时的国际情势，使齐王派他出使到燕国。
燕王哙看见自己派往齐国的间谍回来了，就问苏代说，齐王可能称霸天下吗？苏代说，不可能。
燕王哙问，这是什么道理呢？苏代说：“不信其臣。”
这四个字是不是实在呢？这也是实情。
我说过，齐宣王是相当有器量的。
那时候天下贤能之士，如孟子、邹衍等名贤，都集中在齐国，而齐宣王也很尊敬他们。
这些人讲的话，他也听，但接纳不接纳是另外一回事。
他等于设立了一所研究院，用很高的待遇养着这些人。
你们讲演也好，开座谈会也好，你们尽量去吹你们的，我有我自己的一套，并不偏一爱一某一人，也不专采某一人的建议。
结果他的儿子齐湣王也和他的父亲宣王一样，但更有甚焉， “不信其臣”。
苏代把这情形报告了燕王哙以后，燕王哙知道齐国已不能称霸天下，于是放心了，同时听了别人“不信其臣”的弊端，便专任子之，让他负更多的权责。
最后让位给子之，终于导致了燕国内部的大动乱。
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秘密，原来子之早就看出苏秦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所以就教他的儿子，积极追求苏代的女儿。
两个年轻人结了婚，子之和苏秦、苏代之间，早已成为儿女亲家，而且在苏代奉燕王之命到齐国去做间谍以前，是有深交，苏代自然要帮忙亲戚。
所以又是寥寥“不信其臣”四个字，不着痕迹地种下了燕王哙让国的前因。
再加鹿一毛一寿说的“人谓尧贤者，以其能让天下也。
今王以国让子之，是王与尧同名也。”
于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丑剧。
了解了当时的国际情势和人事的背景，权臣谋士们心术品格的卑劣，再来看《孟子》这一段书就更有味道了。
虽然孟子说的是可取之道，与不可取之道，谈的是理论。
但是以孟子谈话的气势、口吻，和当时国际情势配合起来看，那么孟子的话，和当时的谋略家，纵横家们没有两样，他的态度是赞成的了。
其实在一精一神内涵上，还是大有不同。
前面已经讲述，齐宣王时期出兵攻伐燕国，打了胜仗，占领了若干土地与城市。
但仍有下文：
齐人伐燕，取之。
诸侯将谋救燕。
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
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
“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
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
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
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罩食壶浆，以迎五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讫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上也。”
前文讲到齐国打燕国，把燕国拿下来了。
可是国际上不同意，看不过去了。
诸侯之间，计划组织一个联合阵线，要打齐国。
这时，齐宣王问孟子，现在诸侯们要联合起来，替燕国打抱不平，攻击我们齐国了。
孟先生，你看我应该怎么办？
孟子说，就我所知，我只听说过以方圆七十里领土，而领导了天下，像南汤当年就是这样兴起的。
可还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圆千里的一个大国，竟然还会畏首畏尾的。
从孟子这段话的论调，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终归是战乱的时代。
不管你圣人高明到什么程度，时代的趋势，国际政治风气的力量，毕竟很大，个人的思想观念终究还是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时孟子就以力的大小来立论了。
孟子又继续引经据典，用《尚书·商书》上仲虺诰文“汤一征，自葛始”的一段话对齐宣王说，《尚书》上仲虺制的诰文上记载，商汤为了除暴安良，从“葛” 这个小国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天下的人都信服他。
当商汤向东面征伐的时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时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
他们都抱怨说，为什么不先来我们这里，而把我们摆在后面呢？
孟子说那时各方面的老百姓们，盼望商汤的王师，像久处大旱的农民，对着万里无云的晴空，盼望着能有云霓的涌现一样。
不过历史上汤武那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
也许是仲扈这位左丞相，在制诰时对商汤仁义的强调宣扬。
孟子继续描写商汤征伐时，部队纪律良好的情形说，当商汤的部队打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还可以照常做生意，种田的也照常种田，一点也不受影响。
像这样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们的历史上，像这样好的部队，像这样不扰民的战争，曾经发生过很多次。
问题全在于这位指挥部队的司令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仁将——曹彬
如历史上有名的仁厚将军，宋朝初兴时的曹彬。
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后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诗填词“四十年来家园，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
当时曹彬围攻南京半年多，连秦淮河、白露洲、西门水寨都占领了。
到最后，只要一仗就可以轻易攻进金陵——南京城了。
李煜也准备要投降了。
在这紧要关头，总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
生的什么病呢？大家都着急，都监——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锋——前敌指挥曹翰等都到总司令部去探病问起生的是什么病，曹彬说是心病于是大家纷纷主张找医生，还要找名医。
曹彬说，不必找医生，我的病医生治不好，只有你们各位能医好。
大家问什么办法。
曹彬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进南京的时候，不许随便杀一个人，也不许任何人一奸一婬一掳掠，做不做得到？这时一班将领们只好说，你命令下来就好了嘛！曹彬说，不行，要先发誓。
于是大家就发誓。
发过誓后，立刻下攻击令，打进了南京城，而城里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呢！
潘美的难以控制，曹翰的好杀，都是事实。
当宋太祖赵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时候，曾告诫曹彬最好不要多杀人，对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
曹彬当下迟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没有明确的答复。
他只问副将——副司令要派谁来负责。
赵匡胤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见了潘美、曹翰等人，发表他们作副司令。
不过，当着他们，交给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宝剑，告诉他说，你拿着这把剑，“如朕亲临”，等于我本人在场一样，凡是副将以下不听命的，我授权给你，你只管照军法办理，先斩后奏，一切由你全权作主。
他一面对曹彬说，一面眼角看着潘美、曹翰。
吓得这些人汗流浃背，只有禀报：“末将听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还不止如此。
他又向赵匡胤请调一位将军田钦祚，来担任另一路的前敌指挥官。
弄得潘美、曹翰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姓田的，既狡猾，又贪一污，一爱一争功，又不肯负责。
同时又最喜欢打小报告给赵匡胤，常常忌功而倾轧同事。
曹彬所以请调了他来参加战役，作用是准备平定江南之后，送点功劳给他，免得他在后方捣乱，又增加赵匡胤的怀疑顾虑，而对前方有所牵制。
这就是曹彬高明的权术大用了。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后，李后主在无可奈何之下，穿着白纱衫帽，亲自向曹彬投递降书。
他先见副帅潘美，只好叩拜如仪，潘美却也答拜叩头还礼。
进一步，便要上船晋见大元帅曹彬，他也设拜叩头。
曹彬便叫左右告诉他说：恕我“介胄在身，拜不及答。”
换句话说：对不起，我是军人，只好以军礼接见你，不能跪拜还礼了，请原谅。
行过了投降的典礼，正副元帅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两只大船，很礼貌地请李后主上船饮茶。
由岸上到战船上的跳板，当然是独木板。
李煜素来是养尊处优，平时生活，哪里受过一点罪，今天忽然要他经过独木板上船，实在没有这个胆子，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
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来。
曹彬的确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后主吃茶的时候，他问起李煜家庭的成员，知道总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准备一百条官船，给李煜三天时间，收拾财物，带着进京。
并吩咐他尽管多带些财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钱，可是到了京里，还是有人要钱的，得准备送红包。
然后放李煜这些人自己回去，连卫兵都不派一个跟着。
其他将领们很不放心，但曹彬并不在意。
他说，放心！他连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见他怕死得很，哪里会有逃跑的勇气。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
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将潘美代理职务，表示自己要暂时离开总司令部三天，把统率部队的责任交给他，并特别交代不许杀人犯军纪。
然后带了二百名亲信，在李后主的宫殿四周布防保卫，不许任何人闯进李煜的宫中。
自己则亲守在大门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们，以对待敌人的态度，进去危害騷扰。
第三天以后，李煜带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进宫去，查封了宫里的财物，造册呈报给朝廷。
据宋人的笔记，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后来奉命攻打九江。
打进了九江，纵兵掳掠，还要屠城。
而他自己却装了二十几船的财货宝物，悄悄地运回家乡去了。
与曹彬相较之下，就有天壤之别了。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将。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的后代也很好，孙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誉为圣后；相传还有一个孙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灵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一人。
历史上仁厚的名将，当然不只曹彬一个，其他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
这就是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风范。
打仗时只要屈服了敌方的领导阶层就好，而对老百姓则是慰问、关怀、救助，像及时雨一样，老百姓当然高兴。
孟子说，像这样的仁义之师，所有《尚书》上仲虺在诰文上记载，那时的老百姓天天盼望着仁主到临，仁主来了，就有好日子过，就能离开水深火热的苦难。
孟子引用了《尚书》的话以后，又针对当时的情况对齐宣王说，现在燕国内政那么紊乱，又虐一待他的人民，你发兵去攻打燕国，这时燕国的老百姓以为水深火热的生活可以有所转机，他们将会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他们从家里拿出吃的喝的，高高兴兴地招待你的部队。
如果你反而杀了燕国的百姓，捆一绑他们的子弟，拆毁他祭祀祖先的宗庙，搬走他们贵重的宝物，使燕国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么可以呢？
至于国际上的观感与反应，你要知道，天下各国诸侯对你国势的强盛，本来就畏惧三分，现在你打下燕国，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国诸侯为了自己的安全，同时又有了口实，自然要联合起来攻打你了。
这等于是你自己发动天下的兵来讨伐自己。
现在你只有赶快发布命令，释放俘虏，停止掳掠，再召集燕国的臣民代表开一个会，替他们选出一个贤君来，然后班师凯旋。
这样还来得及阻止各国对你的联合攻击。
仁义的实质与权谋
从历史的资料看，齐、燕的结怨，有两件事足以启发后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哙传到昭王以后，燕国起来复仇。
要复国仇，必须要内政修明，力图强盛。
而内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争取为先。
他第一个就采用了郭魄“千金市马骨”的一精一神原则，广求人才，得到乐毅这一批贤能之士，一战连下齐国七十二城，湔雪了国耻。
第二是，在那个时候，苏代曾对燕昭王说过这样一句话：“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他认为仁义的一精一神和行为，是个人对自己的一种最高修养。
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国的政权，治理天下的百姓，仅仅讲究仁义的道理，是没有用的。
把苏代这个理论和孟子的话对照一下，则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
基本上，仁义的思想和一精一神没有错，只是在方法上，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通。
其实，苏代的话仍然不脱纵横家的论调，把仁义限制在个人的修养上。
我们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纣之前，曾经和姜太公商量过。
据《太公金匾》的记载：“武王问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
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非时而生，是为妄成。
故夏条可结，冬冰可释。
时难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准备起兵攻伐纣王之前，对姜太公说，现在殷纣王因为暴虐无道，已经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国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来还会变本加厉，天下将更动乱，百姓将更痛苦。
现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动，把殷纣的政权拿下来呢？
姜太公对武王说：据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时、地利、人事等这些客观因素和时代趋势的人，当势不利于自己，而无法实现理想时，他是不会怨天的。
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将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么就不会轻易去责怪别人了。
所以处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观的因素衡量清楚，对别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据这些条件，作好周密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一事，一定会成功的。
反过来，如果不能把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说，那就必然失败无疑。
而且，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时机成熟，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却迟疑不进，坐失良机，这样不是太可惜吗？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经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这就不对了。
一件事情，时机到了，大势所趋，由不得你，而你却偏偏不采取行动，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业更要注意。
至于时机不到，或者时机已过，却勉强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会持久的。
譬如夏天，枝叶茂盛，花开之后，到了秋天，自然结果。
等到严冬来临，则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当的时节，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机，一个恰当的时机很难遇到，但却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经有这样的话：“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谓之道，谓之仁。
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
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仁道。
能使全国上下安居乐业而心悦诚服，就是帝王之才。
自己并不着意去追求争取，而自然由他人拥戴，那么你便立了信。
为天下民众除害，换言之，谁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谁，这就是仁。
如果顺天应人，自然获得权位，执政以后，全国上下亲一爱一精一诚，和睦相处，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内在的灾祸危难，则和衷共济，同心协力。
能做出这种政绩，那就真是为帝为王的材料了。
同样地，我们可以了解，孟子的赞成——至少是不反对齐宣王伐燕，并没有违背他一向所主张的“仁义”思想。
而仁义也不一定如后来所说的，只是完成个人美好人格的修养而已。
依照姜太公的说法，在客观条件的需要下，战争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则不但不违背仁义，且合乎仁义。
照鬻子的理论推衍，一场为天下除害的战争，也就是仁道的伸张。
总之，孟子因为燕国老百姓生活于水深水热中，所以不反对齐国去攻伐，这并不违义。
他的论调。
可以说和当年姜太公对武王所说的，是同一个方向。
问题是齐国之伐燕，没有做到如鬻子所说的那几个原则，也就非帝王之器了。
事实上，基于当时时代趋势等因素，孟子的思想并不像孔子那样宗周。
因为历经七百多年来的中央周室，实在已是一个扶不起来的破砂锅了。
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义，为民造福，他便可辅之为王。
孟子在魏齐的外一章
孟子为什么不能得到齐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这实在使人有“读兵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之慨！为了解答历史上这一疑问，就不得不回来再综合研究齐宣王与梁惠王一下了。
齐宣王的风格
战国末期的齐国，已非西周时代的旧齐国，也非东周初期的齐国，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后代，篡位而据为己有的新齐国。
尤其从齐威王开始称王以来，齐国便成了与秦、楚分庭抗礼而互相争霸的大国了。
齐威王死后，他的儿子辟疆继位，称宣王。
据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田婴）的门客齐貌辨的观察，说：“太子（指齐宣王）相不仁，过颐系视，若是者背反。”
由此而知齐宣王的相貌和个一性一的一斑。
所谓“过颐”，便是方面大腮，满脸福相的描述。
也可以说是脑后见腮，不可往来，后有反骨的相貌。
所谓“豕视”，便是像猪看东西一样，表面很糊涂似的，而实际上，心中自有主张，很一精一明，而且不时偷看到两旁的东西。
所谓“不仁”，不是说他一点也没有仁慈的心肠，而是说他是个不容易对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实上，齐宣王也可算是一个英明的主子，有他父亲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赋。
而且根据《孟子》的记述，他爽朗地承认有好勇、好货、好色的多种一毛一病，婉转地推掉孟子的高论，也可以说是不凡的作风。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亲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邹忌为相，但却召回了被邹忌所排挤，而具有上将之才的田忌为将，任命孙膑做元帅，一战而擒杀了魏国的名将庞涓，俘虏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举而震动国际，威加海内。
齐国，不但一跃而为当时国际上的政治大国，而且是赫赫的经济强国。
当此之际，齐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级干部：
孟尝君（田文）继邹忌为相国。
礼遇高士颜斶、王斗；甚至间接优待鲁仲连等不世人物。
优容淳于髡的滑稽隽才。
他听了邹忌及王斗当面批评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话，一下子便任用他们与淳于髡等所推荐的一批人，而使得齐国大治。
邹忌事宣王，仕人众，宣王不悦。
晏首（齐臣）贵，而仕人寡，王悦之。
邹忌谓宣王曰：“忌闻以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
今首之所进仕者，以几何人。”
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进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
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
使者复还报。
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
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
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进谏。”
宣王忿然作色不说（通悦）。
有间。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谓土地人民之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夫扌云（同陨）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无骐騄耳（良马之名），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一毛一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
王曰：“寡人忧国一爱一民，固愿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忧国一爱一民，不若王一爱一尽毂（音斛，绉纱曰毅，纺丝而织之。
）也。”
王曰：“何谓也？”
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顺其所好。
辟，避其所恶。
）而使工者。
何也。
为能之也。
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
臣故日，不如一爱一尺毅也。”
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
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王斗这番说词，等于当面讽刺他的缺点，但齐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汉以后的帝王，动不动便加以“处士横议”，或“大不敬”的杀头罪名。
赞美词与利害关系
至于说到宣王不肯听信臣下的劝谏，在用人上。
信任不专，或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事，大概不会错的。
例如他前任相国邹忌的一番婉转譬喻，便是针对他这一毛一病而说。
邹忌俯八尺有余，身一体昳（日侧有光艳也）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通熟）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暮寝（通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
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求于王。
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举）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去声）进。
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与敌国战胜于朝廷之内也，即政治作战胜利之意）。
贫贱骄人
虽然宣王有用人不专的一毛一病，却能面对颜斶的顶撞，公然改变盛怒之威，愿执弟子之礼。
最后，颜斶不受封而辞去，他又好像只能礼贤而不能真下士。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
斶亦曰：“王前。”
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
斶，人臣也。
王日“斶前”，斶亦日“王前”，可乎？”
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
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
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王曰：“有说乎？”
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家也）五十步而椎采者，死不赦。”
令曰：“有能得齐宣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锰。”
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簴（音巨。
天上神兽，鹿头龙身。
悬钟之木刻饰象之，因名曰簴。
每十六钟共一簴。
），天下之士，皆为役处；辩知（智）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
万物无不备具，而百姓无不亲附。
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
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坚门间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
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
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
及汤之时，诸侯三千。
当今之世。
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
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也哉。
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一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必从之。
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
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
此皆幸乐其名，而无其实德者也。
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
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
是以君王无差亟问，不愧下学。
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
故日“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
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
是以侯王称孤寡不毅，是其贱之本与。”
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
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
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
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守，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
然太璞不完。
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专道也。
然而形神不全。
斶愿得归，晚食以当向，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责，清静贞正以自虞。
制言（命令）者王也，尽忠真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
则再拜而辞去。
君子曰：“斶知足矣，归真反璞，则终身不辱也。”
滑稽大师——淳于髡
另有淳于髡，完全不同于颜斶的作风，他运用滑稽的高调，对了齐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为齐之赘婿，长不满六尺，而滑稽多辩，早为齐威王时代的左右一宠一臣。
到了宣王时代，也同样受到重用。
他是个有心人，也见过孟子。
与孟子的对话，下文再谈。
有一次，在一天之内，他同时又推荐七个人，请齐宣王录用。
宣王虽然觉得淳于髡太过份了，但辩论一番之后，还是照样任用不误。
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
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
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
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药名）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
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陰，则郗（仰也）车而载耳。
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
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
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
而且在军事方面，当大家说不进去话的时候，如果淳于髡来个猪狗的趣味一性一比喻，宣王就听进去，立刻放弃了原来的作战计划。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韩国有黑犬名卢）者，天下之疾犬也。
东郭髡（兔名）者，海内之狡兔也。
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疲倦）于前，犬废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
田父见之，无劳勤之苦，而擅其功。
今齐魏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
齐王惧，谢将休士也。
又一次，齐宣王想征伐魏国，魏国派人暗中送礼给淳于髡，请他设法阻止。
淳于髡公然贪墨，受了礼物。
齐宣王有密报，也知道了这回事，但经他滑稽解说，又对了宣王的胃口，结果还是取消了作战计划。
齐俗伐魏，魏使人谓淳于髡曰：“齐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
敝邑有宝壁二双，文马二驷，请致之先生。”
淳于髡曰：“诺！”
入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
夫代与国，使仇敌制其余敝，名丑而实危，为王弗取也。”
齐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谓齐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马也。”
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壁马，有诸？”
曰：“有之。”
“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
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齐宣王开战国养士之风
《史记》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说齐宣王好养士，就好像开了一个议院或参政院，也相当于现在的研究院。
如云：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骄、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国孟尝君——田文跟着他学样，也喜好养士。
甚至，孟尝君与齐宣王还争相养士，大家熟知的冯谖弹铗，一毛一遂自荐，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等，统称他的门下，号称有食客三千之多。
高明之士如鲁仲连，也是孟尝君的座上客。
由于齐宣王和孟尝君争相好客，而开创了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
此后，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都以好客养士号召，名动诸侯，而影响于国际之间。
不过，养士的风尚，除非有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的环境、器度与见识，或者还可以利多弊少。
到了战国末期，自孟尝君、信陵君以后，其余大公子们的养士，利弊就很难说了。
甚至可说弊多于利。
人与人间的交情，主客之间的感情，不是基于利害关系的，实在不多。
即如孟尝君晚年，被逐去齐，虽然经过冯谖设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后来他重返故国后，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风光。
那些门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尝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尝君逐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
孟尝君曰：“有。”
“君满意杀之乎？”
孟尝君曰：、“然。”
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尝君曰：“不知。”
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
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一爱一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无）故去，愿君勿怨。”
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书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为言。
孟尝君既反，因谢病，老于薛。
后来，赵国的大将廉颇，屈而再起，也曾有过孟尝君门下士同样翻版的情形。
特立独行于滔滔浊世的孟子
齐宣王时代，养士的风气是这样的盛行，而游说之士在齐国又这样的多，但总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个人的富贵功名，以至于谋生而已。
像我们的亚圣孟老夫子一样，特别受到齐宣王的重视而处处待之以礼，确是异乎寻常。
无奈人情重利而轻高远，所以孟子教之以仁义之道，齐宣王不是不知道，实在是做不到。
这也是孟子所说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反过来说，孟子学孔子，毕竟成为千古歌颂的圣人，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径。
所以后来淳于髡替孟夫子难过，想要影响他改变作风。
但孟子始终特立独行，不愿曲学阿世。
所以《孟子》全书所说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经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绝不肯说侧面的谀词。
像淳于髡，他便不同了。
有一次，孟尝君的封邑薛国有难，齐宣王并不想出兵相救。
结果，淳于髡一片滑稽说词，又打动了齐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迎之。
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侍矣。”
淳于髡曰： “敬闻命。”
至于齐，毕报。
王曰：“何见于荆？”
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曰：“何谓也？”
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
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
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
齐王和其颜色，曰：“譆，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
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
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
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攻哉。
吏民千古两相妨
邹与鲁哄。
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四：“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而君之仓禀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
是上慢而残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光焉。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历史政治上的因果
这是孟子家乡的事，孟子是邹人，邹大约只有现代的一个小县那么大，姑且称他为一个国。
其实邹和邾，也都属于鲁国的境内，用现代的观念来讲，相当于鲁国的一个独立市。
邹和鲁国，发生了权利上的争执，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冲突。
邹穆公问孟子说，在这一次和鲁国的激烈冲突当中，我的高级干部死了三十三个人，而这些干部的属下和辖区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肯为他们的长官效死。
要是杀掉这些人吧，人数实在太多了，杀不胜杀。
可是不杀罢，他们将来还是这样眼看着长官战死而不去援救，这样怎么行呢？真是杀也不好，不杀也不好，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在平时遇到水旱灾害，农产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们没有饭吃。
年纪大，身一体弱的，饿死在路旁；年纪轻，身一体健壮，走得动的，就离乡背井，向外逃生。
在邹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达几千人之多，占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
但是你政一府的粮仓里面，多的是粮食，财库里的钱也很充裕，有足够的力量帮助这些老百姓。
可是你的干部们，当时并没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诉你，他们这样骄慢而不理政事，结果残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一性一命。
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凡事是有因果报应的。
怎么出去，就怎样回来；如何待人，人也将如何待你。
所以在平时老百姓吃了他长官的亏。
现在他们也就眼看着他们的长官受难，不出来救援了。
这正是他们饥饿时，长官不救援他们的一种还报，你穆公还有什么好责怪埋怨的呢？如果从今以后，实行仁政，一爱一护老百姓，老百姓当然也就敬一爱一他们的长官，当长官有难的时候，他们当然就会拼死命去保护救助了。
这一段中，孟子所说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政治领一导一人的最高领导原则。
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确立，并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
我们的《易经》老早就有这种思想，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至于孟子，这里所引用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
在政治上，我们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因果报应。
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
就拿我们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来说，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很了不起。
那天我打开电视，看见他突然冒险访问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响力。
同时也预料到以色列的贝京，也一定会去埃及报聘，也可以说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对于中东地区的谋和，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去嫌释怨，总会有帮助的。
假定我们处身在一百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这两人之间的一往一来情形，以及诚心谋和与否的因果报应，则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证实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
我们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
怎么来的江山，也将怎么样的失去；怎么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
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宋朝的皇帝赵匡胤，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而是陈桥兵变，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
当时的皇帝，是后周的柴荣。
他在位时死了，儿子还小，只有六七岁，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
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时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欺她寡一妇与孤儿。
谁知二百余年后，寡一妇孤儿又被欺。”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征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我们再看清朝，进主中国，是孤儿寡一妇入关，而最后一代皇帝，又是寡一妇孤儿悄然出关。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寡一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
果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
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
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
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道理。
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
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至于《孟子》书中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两句文言，尤其别具韵味，而且也特别悲凉。
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
“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大地尽是一片流民饥荒的景象。
悲凉，惨痛！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
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贪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农村乡镇的衰落偏废，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它的变相结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壮者散处四方”的景况。
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一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也同样会有此悲鸣，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
君道与臣节
除此以外，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讨论。
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
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
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
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后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
这是不易的原则。
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一精一神，是始终不变的。
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一精一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
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三国演义》、《一精一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一精一神，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
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一精一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例如孟子讲三道，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
但事实上，以商纣的暴虐，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间，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将近一个世纪，还有“殷之顽民”，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
最明显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陽山上。
其实，历史上所记载的“殷之顽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因为作史者立场，所以称他们为“顽民”，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
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后，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时也是培养民族一精一神的重要措施。
其余信手拈来，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一杀以全节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
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
这是中国文化特有一精一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一精一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应该大书而特书的。
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一辱，反而恭敬礼遇，虽依法执刑，死后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
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二臣传”，以表示有亏节一操一。
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一精一神，岂可以尽把它列入“愚忠”两字而轻轻抹煞。
而且这种节一操一的养成，与帝王民一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一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一操一，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
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微不足道。
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死难的如此之多。
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表示邹鲁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
尽管主懦国弱，而文化教育的风范，始终未变。
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
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一番抗议。
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
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
历史上的基层政策
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我们看到自从孔子著《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的一精一神以外，历代历朝的历史，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 《春秋》责备贤者，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或明君良相的一贯一精一神。
对于林林总总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从来没有过于苛求，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要求基层的国民们，也要层层尽忠，为他们的长上——长官去尽忠尽节。
有人说，我们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比起西方后来的历史学观点，大为逊色。
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暂且不谈。
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特别注重，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执行仁义政纲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贞和一奸一佞。
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几乎都忽略了。
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吏”，大体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现代观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
事实上，依我的研究看来，两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政治史，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治体制——礼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说，不论君主或民一主，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基本上的问题，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层干部上面。
历代的大小变乱，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一逼一民变，吏虐民反的结果。
过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许多高明的论政，如切中时弊的奏议，以及讨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
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对中央政一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
一旦时逢明君，一宠一加采纳，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阁，位入中枢，官阶愈来高，隔离民间疾苦，距离民瘼也愈远。
试问，又有几人肯请求降调，愿意深入乡村民间，作一个里正、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干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无法调和的事实。
譬如，美仑美奂的伟大建筑，在外观上，一定是铺置名贵高华的装满，绝对不可能把基层的泥沙粗石摆出来。
但事实上，这座宏传建筑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层厚实的泥土沙石不可。
如果颠倒来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无法落成。
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总是忘却了基层的功绩。
所以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后，渐渐距离基层的平民愈来愈远。
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结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论上，固然仍须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实上，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离开民瘼愈远。
汉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视二千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
唐代重刺史— —即等于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然而在盛唐以后的刺史，大多数是分发考取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因此难免有“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的气概，而于基层民间的疾苦，也就愈来愈远了。
于是，外面则藩镇（军阀）专权，目无中央；内廷则宦官一操一政，女祸把持，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
顺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诗，夹点笑话给大家轻松轻松。
这首诗是描叙一个人一生的转变情况，现在如用来比方过去历史上官与民之间隔，却也很有趣。
它的前面两句，便是刚才提到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
可以作为旧时代达官而兼名士的写照。
接着是“而今事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后面两句可作为一般社会民生基层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职后清苦生活的写照。
这不是很幽默吗？
明清两代，承元朝的政治体制演变，自中央级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级政治，即所谓盛府（州或道）、县治。
虽然注重亲民之官的县官大老爷，但是那些多半是从进士、举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读书做八股文的书生。
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师爷——刑名与钱谷两个得力助手的机要秘书。
因此有人说，清代的政治，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
上自内阁中书衙门，下至府县，的确也是如此。
至于真正的民间疾苦，所谓下情而能上达，几乎比登天还难了。
我们只是粗枝大叶地把历史上这些事实作个了解，那么，便可知道过去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一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悬空独立的。
各级的官吏，在理论上，应该是沟通上下，为民办事。
而事实上，一旦身为地方官，“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任所欲为的事实也太多了。
我们试想，以此图功，何事能办？以此谋国，焉得不亡！然而，我们的民族一性一，素来以仁义为怀，老百姓始终顺天之则，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们做到如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安居乐业，日子虽然苦一点，还是不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