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
孟子旁通(四)
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闻名的国君是秦武王，他也长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认为天下无敌，因此常常喜欢和那些大力士们比武取乐。
当时秦国有两位前代将领的子弟，一名乌获，一句任鄙，都因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一宠一爱一，加倍封给他们高官厚禄。
后来齐国也出了一个叫孟贲的大力士。
据说他走水路不怕蚊龙，走旱路不怕虎狼，哪里都敢去，如果发起脾气来，怒吼一声，就像打雷一样地惊天动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见两头牛正在相斗，他上前去劝架，用手把两头牛分开来。
其中一头牛听劝，伏一在地上不斗了，另外一头牛还要打。
他大为恼火，左手按住牛头，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来，这头牛当场毙命。
后来他听说秦武王正在招纳天下勇武之人，于是离开齐国去投奔秦国。
往秦国的路上，正要渡黄河的时候，他不按先后秩序，抢着要在众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桨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
他气得大吼一声，这一吼，河水被震动得起了一浪一头，翻一动船身，一船人都被冲到黄河里去了。
孟贲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撑，脚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离岸射一出去好几丈远，不多时就到了对岸，下了船直奔咸陽。
见了秦王以后，和乌获、任鄙一样，也得到秦武王的一宠一爱一，做了大官。
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长在中国的西陲边地。
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原鼎盛的现象，因此他颇为仰慕中原的文化。
他觉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带观光一次，则死而无憾了。
奈何他好勇，不循正当的外交途径作正式的访问，却计划要把隔在中间的韩国打下来，以达到他这个愿望。
后来居然打下了韩国，进了洛陽。
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欢迎他，他却不去觐见。
带了几个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庙去参观宝鼎。
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图腾，指着镌有“雍”字的鼎说，这是秦鼎，我将来要把它带回咸陽去。
又听守鼎的人说，这九个鼎每个千斤之重，从来就没有人能够移动过。
秦武王问身边的任鄙、孟贲两人，能不能举起来，任鄙比较聪明，他说我只能举百斤，这鼎有十倍重，我没有办法举起来。
孟贲就不同了，他说让我试试，他把鼎举离了地面半尺，可是因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来，眼眶裂开，流血不止。
秦武王看了说，你既然能举，难道我不能举？任鄙在旁边劝他，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不要随便去尝试。
可是他不听，反而说任鄙自己举不起来，唯恐他能举得起来。
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
秦武王也举起了半尺，他还想走几步以胜过孟贲，不料一转步，力尽失手，宝鼎掉下来，把他的胫骨压断，昏了过去。
当天晚上，就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了。
这就是好小勇的结果。
秦武王身边三名力气最大的武士，他们的结果，也不相同。
乌获在攻打韩国宜陽城的时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墙一样高，用手抓住了城头的雉堞，可是他力气太大了，雉堞被他一把抓坏，崩裂下来，他也就掉了下来，跌落在一块大石头上，肋骨折断而死。
至于孟贲，则在昭襄王即位后，检讨举鼎这次事件的时候，被认为是他闯出来的祸，于是把他磔死——裂身而死，并且灭族。
而任鄙则因为当时曾经进谏，劝过秦武王不可轻易尝试，于是派他作了汉中太守。
他们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场，值得后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为借镜。
项羽和刘邦
再将偏好个人武勇，与能任大勇的人，在对立之下，作个比较。
历史上对这两个人，记载得很详尽。
一个是项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战时单槍匹马，闯到敌人的阵中，纵横驰骋，谁也不敢阻挡。
当汉高祖和他最后一次会战，用了许多兵力，围困他许久，虽然楚军已败，可是谁都不敢接近项羽。
在这之前的另一次战役中，项羽和汉高祖在阵前见了面。
项羽说，天下这多年来的战乱，就只是你我双方打来打去，今天你我见面了，我们双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许动手，你我两人出来单打独斗，作一死战，来决定胜负，免得再打下去，伤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汉高祖说，对不住，我绝不和你单打独斗，我是斗智不斗力的。
这就是汉高祖与楚霸王不同之处。
赵武灵王、秦武王、项羽等等，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
在历代帝王中，不问他们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从他们的谥号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像赵武灵王、秦武王、汉武帝等等，凡是有一个武字的人，大多数都是好勇。
但这些却不是中国文化中，孔子所标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一精一神。
墨子谈勇
如何才是正确的好勇？我们再看一段历史上的纪录。
墨子谓骆猾厘曰：“吾闻子好勇。”
曰：“然。
吾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与斗而杀之”。
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夺其所恶。
今子闻其乡有勇士而斗而杀之，是恶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骆猾厘式”的好勇，或简称之为“骆式”的好勇。
现在电视、电一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们，听说某人拳头厉害，就不服气，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对方较量较量，势必将对方打垮才甘心。
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本领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还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勇敢，不怕死。
而墨子对这种心理，痛下针砭地说，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对于自己所一爱一好的，就加以保护、照顾，而对于自己所厌恶的，则扬弃或者销毁。
就好像你喜欢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讨厌吃人的野兽，就杀掉它。
现在你听到哪里有勇士就去杀他，这是恶勇，而不是好勇。
这是墨子所讲个人好勇的哲学。
老实说，个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过是“任气尚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睚眦必报，犯禁杀人而自取灭亡。
至于帝王好勇的偏差，则必然会穷兵黩武，以残杀侵略为能事，那就弄得生灵涂炭，造成社会、国家、人类的大祸害了。
最后的结果，不但害了别人，自己的社会国家也同样受害，乃至于本身生命都不保。
现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战的日本军阀们，就是如此。
只有一怒而“安”天下，这才是大勇。
不管齐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么勇，但他和孟子谈话时，是很够味道的。
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礼貌，对于孟子所提的意见，讲的大道理，都还算能听得进，认为不错，可是做不来，不能接受。
到了要紧关头，受不了了，就想开溜，把话岔开。
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说到乐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说，你这种高见实在很伟大，只可惜我是个老粗，我有好勇的一毛一病哪！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
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
人不得，则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四：“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
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
无非事者。
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恳，方命虐民，饮食若一浪一，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景公说，大戒于国，出合于郊。
于是始兴发，补不足。
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
盖征招、角招是也。
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宫论政
齐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宫，也许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许是下雪时取暖的宫殿，但应该不是办公室，或会议厅之类处理政务的场所，多半是供享乐纳福的别墅—— 和孟子见面，他就眼前的享乐和设施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
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问的话一样。
可见战国时那些诸侯们，不顾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
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画面，好像老农夫们一天工作完毕，吃饱了晚饭，在门前大树下一坐，一支烟筒在手，摸一摸挺一起的大肚皮，大有“虽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复他说：有啊！谁有了这种环境都会感到快乐的，谁都希望能有这种享受。
不过一般老百姓得不到这样的享受，就会埋怨他们的国君。
老百姓如果因为得不到这快乐，而埋怨国君，实在是不对的。
然而一个领一导一人，没有做到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
一个领一导一人，以人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老百姓也就会以领一导一人的快乐为快乐。
领一导一人能把人民的忧苦，看成自己的忧苦来解决，那么老百姓也会把国君的忧烦，看成为自己的忧烦去尽忠。
所以，如果领一导一人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苦为忧苦，而说他不能行王道于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又在这里推销王道了，他好像推销员似的，随时随地都在叫卖：“王道！王道！”这也可见他忧世之急切了。
他说了这番理论，似乎意犹未尽，又举出一件事例，企图说服齐宣王，他举的正是春秋时代齐景公和相国晏婴的一段故事。
晏婴是历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当然，齐景公是姜太公的后人，而现在和孟子说话的齐宣王已经不是姜太公之后，他的祖先原是齐国的权臣田家，后来篡了位，而传给宣王的。
孟子举出这段故事来也是一种很高明的说话技巧。
从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说出他人（晏子）的意见来，而实际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举出的这段历史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齐景公对晏子说，我想去看看转附和朝儛这两座名山，然后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为止。
你看看，此行要怎么样才能够比得上先王他们那样的壮观呢？从“放于琅邪”和“比于先王观”这两句话上看，很明显地透露了齐景公当时，也是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并不是普通的观光旅行、游山玩水而已。
只是当时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权的口号，不便把心意直接说出来。
晏子不愧为名相，他很聪明，听了景公的问话，就先用一套历史哲学答复他说： “善哉，问也。”
你这问题好极了。
中国的佛经常有“善哉！善哉！”的说法，当时的译文就是套这些书来的。
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译经时，借用了这个名辞。
后经佛家多年的开口“善哉”，闭口“善哉”，慢慢地似乎这两个字，就含了更多的意义，而有浓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说了“这个问题很好”之后，接着就说，依照礼法，中央政一府的天子，到各诸侯那里去巡视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视诸侯所守的地方。
而诸侯要到中央政一府去朝见天子，名为“述职”，意思是向天子报告自己职务以内的事务。
如果天下安定，没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话，在春天，要出外视察民众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况欠佳的，就要设法补助。
在秋天，则出外看着大家的收成和赋税状况，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设法贴补。
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时候，民间流行的谚语说，君王不出来走走，我们哪里能喘口气？君王如果身心不适，我们又怎么得到他的帮助呢？所以古时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来玩玩，好沾点光，得些好处。
所谓“龙行一步，百草沾恩。”
龙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养。
所以那时候天子每次出来巡狩，不但给诸侯、大臣们一个警惕，同时也为“注意民生疾苦”树立一个榜样。
晏子说了过去的，又说到当时的。
他感叹今不如昔地说，现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诸侯们离开国都，一有行动，就带了大批的军队侍卫。
于是后勤的各种补给，诸如粮食的供一应，一大批、一大批地运送出去。
如此一来，原本吃不饱的老百姓们，大家工作得更劳苦了。
在强烈的对比之下，老百姓的眼里难免就有了怨恨之色。
闲话、怨言当然也就开始了。
日积月累地，就造成社会上的反感心理。
诸侯们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天理人道，对老百姓不但没有善尽保护之责，反而加以虐一待。
只要“流、连、荒、亡”四种现象一出现，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今天这些诸侯们的所作所为，真让人担心啊！
像隋炀帝出游扬州，极尽奢一靡一，老百姓没有饭吃，他也不管。
国君们只要动一动，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惨兮兮的。
天怒人怨的结果，只有“好头颅”被搬家了。
这使我们想到一个明朝的小故事。
从前的某些小庙，相当可怜，住在庙里的小和尚，等于是地方官绅们的仆役，常要听他们的差使。
有的人做了官，衣锦荣归，事先通知庙里和尚准备素斋，约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庙里联欢，吟诗作对。
有一次，这些大人先生们，吃罢素斋，悠游半日，大为赞赏，对和尚说，大家劳碌半生，今天这次清游，一顿素斋，太舒服了。
老和尚说，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们已经忙碌了三天啦。
这就是“劳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释说，领一导一人的生活堕一落，遂其私欲，像水势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
违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连”。
时常像野兽那样冲动，暴发兽一性一而不加节制，就叫做“荒”。
沉溺酒色，永不满足，就叫做“亡”。
这些都是领一导一人容易犯的错误。
您景公方才问到，如何才可以比于先王的壮观。
据我所知，先王们是不会有这样的“流”“连”之乐，也不会有这种“荒”“亡”的行径的。
你自己看看该怎么办吧！
齐景公听了他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
同时以身作则，走出深宫内院，接近百姓，访察民情，并且积极从事地方建设，注意到社会福利。
景公将行政工作处理妥当以后，就把兼管国史、文化、礼乐的太师找来，要他在国史上记下这件事，并且为他和晏子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谱下一段乐章。
《征招》、《角招》两篇乐章，就是由此而来。
这乐章中有一句诗，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君虽然是欲一望大，但是没有关系，这并没有错，因为他扩充他的大欲一望，建设了我们这个康乐的社会，正是一位好的国君。
这里孟子又针对齐宣王一爱一好享受的心理，借机启发他与民同乐，与民共享的一精一神。
这次他运用的是鉴古以观今的手法，拿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加以阐述，孟子的用心，可谓良苦。
他所讲的晏子，是春秋战国之间的名臣贤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读《晏子春秋》这本书，相信也会获益不浅。
由齐宣王在雪宫中与孟子的一段对话，又联想到齐景公与晏子的另一则故事，几乎和孟子对齐宣王的回答同样有趣。
这个故事简短而生动，而且更有内涵，并不像孟子的长篇大论。
这件事故的资料记载在《晏子春秋》里。
有一年的冬天，连下三天的大雪。
齐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宫里纳福，他对晏子说，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没有什么寒冷的感觉！晏子听了便说，一个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的时候，应该要想到社会上还有饥饿没饭吃的人。
自己温暖的时候，更应该想到世上还有没有衣服穿，受寒冻死的人。
齐景公听到晏子这样一说，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脱了下来，当然他脱一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气，他是被晏子说醒了，觉得自己过分享受，忘记了百姓的饥寒，当着晏子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齐景公到底还不失为当时的一个好国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尽忠而直言无隐。
可惜孟子碰到的齐宣王，比齐景公要差了些。
原先的记述是这样的：
景公时，雨雪三日。
被狐白裘，坐于堂侧，谓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贤君饱则知人饥，温则知人寒。
公乃去裘。
古书上短短五十字的一精一简记述，便说明了一个领一导一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为上，应当如何自处的道理，内涵丰富而一精一辟。
如果用现代话来写，又要用很多字了。
所以讲中国文化的复兴扎根，实在应当要注意国学的素养，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正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 “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
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诗云： “寄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什么明堂
有一天，齐宣王提出一个问题对孟子说，现在外面有人建议我，要把明堂拆毁，你孟先生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如一般人所说，把这座不实用的建筑拆除掉呢？还是保留下来好呢？
所谓“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筑。
也就是天子的庙堂，举凡祭祀、朝会诸侯、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等，意义重大的活动，当在这里举行。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精一神表征，具有崇高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
在《礼记》中有一篇，专门记述明堂的建筑规格，以及政教活动的内容。
以现代观念而言，它象征了固有文化的一精一神堡垒，比起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一由女神像，乃至丹麦的美人鱼等等，不可同日而语，具有特殊的内涵与神圣的一精一神。
齐宣王所说的这个明堂，是周武王东征时所建的，直到汉朝还存在，后世才逐渐湮灭。
当然，它表征了中国文化，同时象征了当时中央政一府周天子的尊严。
在齐宣王的心目中，虽然久已不闻尊周的口号，可是还没有一个诸侯敢明目张胆地提出灭周的主张。
齐宣王这时把国家治理得蛮有规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说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
拆毁明堂，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见他有蔑视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
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钉子，不敢开口，于是借口是外面有人传说。
换言之，是民间的舆论如此，借此来试探孟子的意向。
否则的话，他假如没有这个念头，根本认为不可行，就不必问孟子拆了好呢？还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复齐宣王的话，却也避开正面，不谈尊周与否的问题。
他只说，这是王者之堂，象征着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话，最好不要把明堂毁掉。
齐宣王就说，你所说的王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对于王道仁政，孟子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而这里齐宣王还问孟子什么是王政，这就显示出齐宣王对孟子的意见，也许是根本没兴趣，从来就没有专心听过，所以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来。
也许孟子所提倡的有关仁政学说，颇受当时社会民间的欢迎，各方予以好评，齐宣王不得不对孟子表示尊敬。
也许这时候仁义还有利用的价值，可以披起仁义的外衣，而进行实质上的侵夺兼并，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请教。
这也可以说是齐宣王的可怜处。
再反过来看孟子，他也很难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屡次被齐宣王在重要关头，来个太极拳的推手，推得远远的。
于是他又“打蛇贴棍上”式的，再顺着齐宣王的话，接上去，还是推销他的王道思想。
用心之苦，实在苦得也很可怜！他们两个，虽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话不投机。
在这里，孟子被直接问到王政的本题上去，自然有点兴奋了。
我们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学说为标榜。
而孔子对于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风范的。
所以孟子就举出周文王的政绩答复说，以前周文王在歧山发祥之初，走的就是传统王道一精一神的政治路线。
第一点：“耕者九一”，对农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
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后世称作“井田制度”。
当时地广人稀，没有私人财产制，土地均属国有，田园都依照方整观念来划一。
每一田园，在规制上区分“井” 字式，分成九部分，收获的时候，四周八分，分别归八户农民所私有，中间一份公田，收成归政一府，所以说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后世称此为“井田制度”。
其实九分之一的田赋税收，也只是后世人根据古代资料来讲的。
究竟实际情形如何？这种制度，历代学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证的，但到底还不够详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人口稀少，土地广大而没有太多利用和开发。
其实在管仲相齐桓公的时期，以及秦孝公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早已演变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态了，商鞅只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也可以说，他师法管仲，订出一套完整而具体的法制来管理。
在历史上，秦以后，曾经有不少人向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经有几度，意欲恢复它。
最显著的莫如汉朝的王莽，想恢复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制。
当然，王莽并不是因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见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复古而已，所以没有成功。
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想走这个路子，因为用人不当，也失败了。
孟子说到第二点“仁者世禄”，是说当时的政一府官职，大多数是世代相袭的。
这一点，和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
但在孟子当时，却不能说他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一直延续这样的制度。
不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没有发展出全民教育的观念，读书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袭的。
我们以现在民一主思想为基础，就会批评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为封建余毒。
可是我们如果综合了时间、社会、经济、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讨这种制度的一精一神，则可发现，它的功用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可能还是鼓励人们保护及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好制度。
总之，我们论史，应该尽量客观厚道，就“时”论事。
不能纯出主观，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无；也不能以古之所无，便否认今之所有。
第三点，孟子说到“关市”方面，关卡和互市，也就是现在的关税和商业市场上的捐税。
这在文王时期是“讥而不征”的。
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没有非法之物，顺便了解货物的议价状况，并不需要收什么关税、交易税之类。
因为在战国当时，征敛相当繁琐、严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这一点。
再其次，说到周文王时“泽梁无禁”。
泽为水泽，梁指山林。
广义地说，就是无论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资源开发，山林资源的开发，都是没有什么禁令的。
人民在这方面的生产是自一由的，但人民也懂得节制，不至于弄到资源枯竭。
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倒退回去两千多年看，那时候的社会结构，可以说一切都还在尚未开发的阶段。
情况和现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
就是罪不及妻子，个人犯罪个人承当，自己受法律制裁，与家属无关。
这句话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大家目前所认识的法律，本来就是如此，似乎这句话是多余的。
可是在还没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一主制度的法治一精一神。
由春秋战国到清代的几千年帝制中，有许多情况，都是罪及妻孥，乃至于一人犯罪，可以诛灭九族，全凭当时专制帝王的意思而定。
所谓“人主”者，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他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他说的话就是最高的法律。
在这种情形之下，孟子讲这句话，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说孟子相当大胆，凭他的浩然正气而对宣王进谏直言。
接着，孟子又举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他说：鳏、寡、孤、独这四种人，是社会上最困苦无依的人。
文王当时，凡是仁政一爱一民的措施，一定先顾及到这些人，使孤苦无依的人优先得到利益。
他同时引用了《诗经·小雅· 节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后两句“哿以富人，哀此茕独”来强调穷人的可怜。
诗的意思是说，社会上一般衣食无忧的人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仃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呢？对这些人，我们必须伸出关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说“王政”说到这里，刚刚才一开头，还没有讲到正题上去，可是齐宣王似乎已经听不下去，又打起太极拳来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说，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又把“王政”这个正题用太极拳的推手往外一推。
可是孟子还是用打蛇贴棍上的办法说，您既然认为这个道理很好，可是为什么不去实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
弓夫斯张，于戈戚扬。
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金，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
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寡人好货
孟子采紧一逼一盯人的姿态，追问齐宣王，您既然认为很好，为什么又不实行王政呢？齐宣王答得很妙，他说我有一个一毛一病，我非常一爱一好财富。
古代“货”字的意思和现代的“财”字相同，包括了金钱、物资等等。
齐宣王这句答话，在表面上是牛头不对马嘴，答非所问，但也很妙。
孟子要他优先救济社会上最困苦的四种人，这当然是要花钱的，而他却说我一爱一钱，舍不得花钞票啦！这就像篮球场上的大国手们，你从后面紧一逼一盯人，我就来个转身，摆脱你。
奈何孟子还是不放松，对他说，这没有关系呀！周朝的先祖公刘，就是一位好货的人，而且有诗为证呢！
公刘，据《周纪》说，是弃的后代。
弃是唐尧的兄弟，到虞舜时，被封为后稷，有相当伟大的德业，传到不窋这一代的时候，因政治的衰退，不窋丢一了官，就流亡异域，到戎、狄这两个外族之间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带去求发展（漆水源出陕西省同官县东北大神山，西南流经邠县至耀县会沮水。
沮水出耀县北分水岭）。
当传到公刘的时候，才又振作起来。
《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刘》篇，就是歌颂这段故事。
孟子又继续引用《诗经》的记载作补充说明。
他说，公刘当年好货，但能推己及人。
他首先教导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产。
在秋天丰收时，将粮食堆满在仓库里，还有许多粮食放不下时，只好堆积在仓外。
另外，制造干粮，放在橐里、囊里，以便人民迁移时，可以随身携带。
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来愈多，逐渐地便富强起来了。
于是他又整军经武，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训练，等这些都差不多了，才带了弓箭，装备着干戈斧钺等各种武器，浩浩荡荡地由漆沮出发，回到他原来的封地豳邑，复兴他祖先后稷的旧业。
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积的米粟和充实丰富的谷仓，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如此准备妥善，才向自地进发。
周代也就从这时开始，渐渐兴盛起来。
所以当齐宣王说他自己好货时，孟子却故意装作不懂地说，您身为一国之君，喜欢财富是应该的。
像周朝的先祖——公刘，创建基业时，也是积极地从事经济发展。
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积极进取的一精一神，从事生产工作，藏富于民的话，如此，齐国得以富强，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在这里，可见孟子的诱导教育，以及紧一逼一盯人的技术，和齐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样高明。
齐宣王的“太极拳”由“好乐”、“好勇”，这里又段数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货”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货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句话，包括四件事：“声、色、货、利”。
在历史上只要帝王好“声色货利”，那个社会。
国家，没有不乱的。
这四件事，没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坏事。
而齐宣王对这四大坏事，没有不好的，他全都一爱一好。
后世一些读书人，读了《孟子》这一类的书，学了这一派的论调，每提到“声色货利”，就视同毒蛇猛兽，像有剧毒一样的恐惧。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声色货利，没有不一爱一好的。
只是对这四件事的欲一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
孟子这里没有从心理这一方面发挥，其实人人都是同样一爱一好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只要扩充这大家都一爱一好的事，并导之正途，那么不但对社会无害，而且能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国家、社会、人民的福利了。
我们所谓现代化的第一流强国，正是“声色货利”最先进的国家。
反之，就是尚在落后，尚未开发中的国家。
从这里，使我们想起齐桓公，他也有像齐宣王所说的三好。
但在当时，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帮手管仲，能在当世成大功，后世历史上成大名。
让我们看看齐桓公与管子对话的记载。
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
不幸好畋，晦夜从禽不及，一。
不幸好酒，日夜相继，二。
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
管仲曰：恶则恶矣，非其急也。
人君惟不一爱一与不敏，不可耳。
不一爱一则亡众，不敏则不及事。
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我这个人，有很不正经、很邪门的三个嗜好，你看多糟糕！怎么办？喜欢打猎，常常跑出去玩，有时追捕猎物，玩到天黑了还不肯回来，第二天当然没有一精一神理政问事了。
这是第一件事。
还有我喜欢喝酒，讲究口腹之欲，白天晚上都吃喝个不停。
齐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来吃。
他的一个部下易牙，专以烧一手好菜来侍候他、满足他。
有一天，他吃喝得高兴了，对易牙说，天下的美味，我都吃过了，可就没有吃过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
后来齐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没有吃过的肉类，问易牙这是什么肉，易牙说是人肉。
原来易牙杀了他自己儿子，来取一悦于桓公。
因此齐桓公认为易牙很忠心。
当然有人说连自己儿子都会杀掉的人，一点仁心都没有，怎么谈得上“忠”。
这是另一段公案，我们暂时不去讨论。
易牙是坏蛋，历史早有明证和定评了。
但由此可知齐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么程度。
他自己也对管仲说，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说，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两项，更不干净的行为，说起来都难为情，我还喜欢女色。
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还有尚未出嫁的。
他的姊妹为什么不出嫁，这当然是使他最难为情，难以启齿的话。
只说这是他第三项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一毛一病可真大，比齐宣王严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三个大一毛一病，的确很不好，坏是坏透了，但对你现在来说，还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
事实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过来。
如果管仲说，要他马上改，反而会弄僵了。
管仲只是说，一个作领袖的人，如果没有一爱一心，不一爱一天下人，智慧反应都不够敏捷，这才是最大的忌讳。
因为没有一爱一心，不能“一爱一民”的话，就不会有群众和人民拥护他；不够积极，不能 “勤政”的话，就会政务荒弛。
因此，“勤政一爱一民”，是领一导一人所最需具备的条件（就是在管仲之后的孟子所说的仁政）。
这是管仲对君主辅助的一个范例。
几千年来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标榜管仲是历史上的大政治家。
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实行家，连孔子都很推崇他。
现在管仲与齐桓公所谈的内容，和齐宣王与孟子之间的谈话内容是一样的。
而谈话的态度与方法，孟子与管子也差不多一样。
所不同的一点，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场，作臣道的建议和提醒，针对现实政治的具体做法而言。
至于我们这位孟夫子，则更偏重于政治哲学的原则，同时带着师道的诱导方式，在境界上当然比管仲更高一层，可惜效果上，却差了许多。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两个主顾—— 老板，在人格、个一性一上，也有许多差异。
因此，在历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声、色、货、利”四事，我国历史文化上，几千年来，都认为是要不得的坏事。
直至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还是看不起工商业，尤其是看不起商人。
过去习惯上所谓的士、农、工、商，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这都是中国文化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致使工商业不发达，科学不进步，而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
《货殖列传》的一斑
中国文化真是如此呆滞丑陋的吗？我们不必归罪于什么理学家、道学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于少数读书人，把观念搞错了，把大家的观念带到歧路上去。
中国文化的本身，并非如此。
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
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也是中国讨论经济哲学思想的好著作。
另外，《平准书》也是财政学上的重要资料。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
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
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一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娩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
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进死之具也。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匾少。”
财匾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故大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湾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会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
此非空言也。
故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从略。
）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一奸一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若致力农畜。
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顷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
掘冢，一奸一事也，而田叔以起。
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
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
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
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谓脯，简微耳，浊氏连骑。
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辕，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一爱一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
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一主自一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
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丁的衣服；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一良分子的騷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
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本来老子的说法，在我看来，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说法并没有两样，不过老子是对理想境界描写，儒家的《礼运篇》则是原则的叙述。
二者都是根源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们硬分为两派，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 “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
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
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
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
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
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
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一陆之间的一衣带水。
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历史社会演变的趋势
所以司马迁说，人类最好往这种美好的理想去努力。
但是近代（司马迁当时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图声色耳目的享受。
、已经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了。
接着他又发表他史家立场的意见说，神农以前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像《诗经》、《书经》这些书上所记载的事迹、自虞、夏两代以后，由于社会的演进，人们都偏好物质生活的享受，喜欢追求声色之娱，以及口腹之欲。
身安逸乐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没有什么稀奇。
这种风俗的演变，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从虞夏时代开始，就逐渐转变成近代这个样子。
社会风气到了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户地去劝他们，放下物欲，寻求一精一神生活的趋脱，也是没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来，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因之”。
依着百姓的本质和禀赋，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这样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顺着他们的兴趣嗜好，针对他们重视现实的心理，“利道之”，以利为引导，导致他们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诲之”，如果还是不能，于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较强硬一点的方法，教育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对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没有效果，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齐之”，以法令来纠正了。
纠正不了的话，等而下之，“与民争利”，和百姓对立相争。
从这套理论来看，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等而之下，在与民争利之中。
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也同样认为人类文化，是在竞争当中发展的。
司马迁这几句话，把人类社会演变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势，全都说完了。
我们无论研究政治、哲学，或者经济、历史，对司马迁这里所说，和孔子《礼记·礼运篇》的叙述，互相参合研究，便可成为一部中国文化历史演进哲学的专书。
其次，司马迁举出当时中国所发现的资源情形，也相当富饶，很有利用价值的。
但是现在我们新发现的资源，在质与量上都增加了许多，在这里不作详细的介绍了，且看他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
“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
“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
“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
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
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
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
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
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
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
“各劝其业，乐其事”。
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
这种趋势，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样，是很自然的发展，用不着特地订立法令规章，自然而然就来了。
一切物资的生产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营谋，社会上自然会有妥善的调配。
这不就是老子 “自然”之道吗？
接着他又引据《书经》上的话，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一性一。
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
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
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像齐国的姜太公初被封到营丘时，那里靠海边，土里的盐份很重，老百姓很少。
当地的土质根本就无法耕种，简直无饭可吃。
可是姜太公不为地理环境所困，他教导妇女发展手工业。
直到现代，山东烟台一带的刺绣、一抽一丝等工业还是很有名的。
在台湾具有这种技术的人，也在生产从事外销，可能就是从古老的姜太公时代所流传发展下来的。
除此之外，他又设法开发盐业和渔业，外销他国。
齐国就此繁荣富庶起来，“冠带衣履天下”，各国闻风相望，连服饰都以模仿齐国为时尚。
不论是靠山或临海的国家，都希望能到齐国去见识见识，一如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一窝风地往美国跑一样。
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
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 建筑，一爱一好豪华，也相当奢侈。
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
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
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一性一，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
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一奸一犯科。
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
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
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
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
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
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
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
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一性一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
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
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
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
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
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
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
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一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
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
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
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
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一精一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
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
富有了自然就显贵。
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
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
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他这篇文章里，介绍那些商业巨子和大富翁的妙论很多。
谈到好货的心理时，曾经举出，像秦始皇这位暴君，对于财富也很重视。
当时在四川有一个名字叫“清” 的寡一妇，拥有大量的丹砂矿，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还特别邀请她到咸陽，待以上宾之礼。
同时为她建筑了一座“女怀清台”。
由此可见财富的重要。
不但个人如此，他也说到，国家非财富不能强盛，社会非财富不能繁荣。
我们看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议论，再来看看明人冯梦龙的一段小文，相互比对，倒是别有一番兴味：
人生于财，死于财，荣辱于财。
无钱对菊，彭泽今（陶渊明）亦当败兴。
倘孔子绝粮而死，还称大圣人否？无怪乎世俗之营营矣。
究竟人寿几何！一生吃着，亦自有限。
到散场时，毫厘持不去。
只落得子孙争嚷多，眼泪少。
死而无知，真是枉却；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
吾苏陆念先应徐少宰记室聘，比就馆，绝不作一字。
徐无如何，乃为道地游塞上，抵大帅某，以三十锰为寿，既去戟门，陈对金大恸曰：以汝故获祸者多矣，吾何用汝为！即投之涧水中。
人笑其痴，孰知正为痴人说法乎。
寡人好色
再来看齐宣王讲到好货时，孟子不朝这一方面多作发挥，只是又把重点引向了王道仁政。
其实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与理论，乃至在孟子之后的司马迁的思想与理论，孟子都了解，不过他不讲，不走这个路，而始终诱导人君们向“道德”这个方向走，这就是圣人之为圣人也。
他告诉齐宣王，你好货没有关系，只要扩充你好货的境界，做到了“藏富于民”，这不是很好吗？其实，他这句话的内涵，已经包括了比他迟生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篇《货殖列传》的一精一义了。
可惜的是，齐宣王听不懂，这一句话头，无法接受。
这时候，齐宣王的下一招又来了，刚才一招没有推成功，他再来一个太极拳的 “野马分鬃”。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一爱一厥妃。
诗云：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歧下。
是及姜女，幸来胥宇。”
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说，孟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不只一爱一财，我还有一个大一毛一病，我好色。
孟子说，不要紧，好色有什么关系。
他又提出周朝的太一王——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的事迹，他也有好色的档案，在《诗经·大雅·绵之篇》里就有记载，当年太一王为了躲避狄人的攻击，要迁往歧山，通宵整理行装。
第二天一早，骑马出发，沿着漆水、沮水，到了歧山的下面。
带着他喜一爱一的外国太太姜女，到这里察看未来定居的地方。
在那个时候，大王的国境之内，家家户户都是成双成对的，没有嫁不出去、找不到丈夫的怨女，也没有娶不到太太的旷男。
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圆满。
现在你齐宣王好色，有什么关系，只要和大王一样，把你好色的心理，扩而充之，使全国百姓都能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这岂非是大好事！你怎么还耿耿于怀呢？
这时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周朝七百多年的天下，诚然是肇基于太一王在西歧的仁心德政，而后才有武王伐纣的成功，同时在文化方面也发展出灿烂的成果。
周朝的根基，扎得很深远，很巩固，如果我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穷本探源的话，那就还要追溯到公刘迁自的生聚经营。
自公刘又传了九世，到大王——古公亶父的手里，因避狄乱而迁到西歧，于流离播迁之际，又以百姓的宜室直家为要务，奠下了稳固的政基。
因此，我们也可说，公刘开始了周代后来的工业，而太一王更为这已开始的工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如果拿建筑作比方的话，公刘就好比一个垦荒者，开拓出一块建地。
而太一王则是架地梁、筑地基的人。
文王、武王则负责盖起了这栋美仑美奂、坚固耐用的巍巍大厦。
所以对于周朝，对于后世几千年来直到今天的中国文化，公刘与太一王都有很大的贡献。
他们不但在政治上、私生活上，乃至其他方面，也都有很好的德一性一，并不像一般只顾个人私欲的庸主。
孟子在此举他们为例，而谈好货好色，只是一种权巧方便，借此诱导宣王向他们的功勋德业看齐而已。
眼看孟子被宣王的一招“野马分鬃”，又推于千里之外，可怜兮兮的。
但齐宣王这一招，又被孟子破了，推也推不开，又落了下风。
而且，齐宣王也不是什么好色的人，为了逃避孟子，而硬把自己说成是好色之徒，这也是他的可怜之处。
奈何后世的人，读了这段书，发生了误解，以为太一王和齐宣王真是好色之徒。
乃至一般好冶游的人，往往引齐宣王这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话来自我解嘲，这真文过饰非了。
其次，有一点要附带声明的。
诸位看了孟子引用的这段《诗经》，或许以为太一王专一宠一了一位妃子。
其实不然，因为在夏、商以前，并没有分别后妃的明文规定。
国君的太太，都称作妃。
所以黄帝、帝喾都有四个妃，而不见有后。
一直到了周朝，武王平定天下以后，才确立制度，天子立后，正嫡称后，其他的叫做妃。
所以孟子这里所说的“大王好色一爱一厥妃”，不能视为他冷落元配，而专一宠一一个姨太太。
丑与美
刚才说过，齐宣王的好色，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用“好色”来打太极拳，企图把孟子推开。
事实上他娶了一位历史上最著名的丑女人作夫人，如果他真的好色，怎么会娶那么难看的女人？这五女人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无盐”。
其实无盐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名，她是在这个地方的人。
她复姓钟离，单名春，用现在南方习惯的叫法，应该叫她“阿春”。
这位阿春丑到什么程度呢？依照书上的记载，可真有得看的了。
她的前额突出，而且特别宽，当然就形成了倒三角脸。
眼睛深陷下去，鼻梁又长得很高，倒似乎有点像现代的西方人。
但那时代西方人还没有来到中国，这深目高鼻的样子，在人们的视觉上就很不习惯，太别扭了。
还有，一个女人家，居然长了个大大的喉结，鼓鼓地突出来。
很可能还缺乏碘质，脖子特别粗一大，衣领都包不祝背又是驼的，手指特别长，脚也特别大，头发又黄又乱，像秋天的一堆枯草，皮肤像黑漆似的。
假如把这些特征画出来，可真是不堪入目。
当然，这副长相是嫁不出去的，当她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是“小姑居处尚无郎”哩！
一天，齐宣王在他曾经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的雪宫里，大摆筵席，招待天下的美小一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饮酒作乐时，我们这位奇丑无比的阿春小一姐，穿了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来到了雪宫，求见齐宣王。
宫门口的警卫们看到她又丑、又脏、又破，当然伸手一把拦住，不让她闯进去。
她却理直气壮地说要见齐宣王。
雪宫的卫队长看见她这副样子，居然要求见齐宣王，也许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蛮好玩的。
同时，因为太违反常情了，也许真的是什么异人，也不敢怠慢，原原本本，去报告了齐宣王。
齐宣王听到报告，也感到奇怪，正是雪宫里美一女如云的时候，一个丑女子求见，总该不会来赛美的，于是也好奇地召见了她。
见面后，齐宣王问她，你一普通老百姓的妇道人家，今天要来见我，难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领吗？你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本事呢？阿春说她会打哑谜。
于是齐宣王要她打一个哑谜给大家猜猜。
阿春就做了九个动作，把眉一毛一眼睛斜斜地向上一翻；咧开厚嘴唇，露出一排凹凸不平的牙齿；举起一只手指与手掌长度不相称的手，另一只手拍拍自己的膝盖。
做了这么些个怪异的动作，可以说丑上加丑。
她还问齐宣王，懂不懂她这几个动作所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齐宣王当然不懂。
于是阿春解释说，我翻眼睛，是告诉你敌国快要打来了，你危险得很；露牙齿，是告诉你，左右大臣都要不得，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她又建议齐宣王不要用王驩、驺衍这班人。
她最后说，你好色是要不得的，你应该娶我，表示你好德不好色，而且我非正宫一娘一娘一不干。
奇怪的是齐宣王果然娶了她，并且封她为无盐君。
这是很尊贵的封号，像当时的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等等，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阿春虽然反对驺衍这一派的人，但却尊敬孟子。
总之，从这段丑夫人的记载可以证明，齐宣王并不好色。
他自称好色，只不过是和孟子打太极拳使用的招术而已。
在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上，素来是反对好色的，但很妙的是，却允许帝王好色，三宫六院，甚至更多也无妨，愈多愈好，而且建立制度规章，法令也明文规定。
儒家讲了几千年的不可好色，但却没有改变了哪一个帝王这种好色的生活。
想来帝王也是教化之民吧？英明的帝王好色，美色只是生活的点缀，并不会影响他的事功。
差等的皇帝，一沉迷美色，就昏天黑地去了，亡国灭家在所难免。
色字诗话的插曲
讲到历代帝王好色的故事，只要从古代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如果把这些诗词集中起来，一一加以阐述、讨论一番，又可以编辑成有关这方面的诗话了。
我们仅仅随意举几个例子来研究。
唐末的诗人李山甫题《石头城》那一首七律说：“南朝天子一爱一风一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岂自一由。
试问繁华何处有？丽莎烟草石城秋。”
这是李山甫在南京，有感于南北朝时代，在此立都，沉迷歌舞女色而亡国的名诗。
诗的大概意思是说，南朝的皇帝们差不多都是战场上打下来的江山，辛苦多年，流血拼命所争取到手的，结果却为了几场歌舞，转手让人。
像远古的尧舜，以道德垂拱，结果天下太平，人心归向。
而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了天下，又继之以严刑峻法，结果却不足以保妻子。
所谓“南朝金粉”，当时这座帝王都城，在风一流皇帝的奢一靡一下，不知是何等风光！而今，往日的荣华安在？摆在眼前的，就是这座石头城上的荒草，在细雨之中，摇曳在秋风里。
这首诗委婉地写出了南朝帝王好色的后果，也提到尧的圣德。
后来宋太祖看见了这首诗，叫大臣写下来，在宫廷立了一个碑，希望后代子孙看到这首诗，能够有所警惕。
但是到了徽宗，仍然走进了这座窄门。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经常在讨论好色与政治的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一些美人。
如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等等，为数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