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二十一·经部二十一○礼类三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
《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
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
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
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
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
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
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
今考《後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
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
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
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
郑《目录》之末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
《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
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
《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
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
後传其学者有刘、高诱、郑玄、卢植。
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
元延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玄《注》。
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
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氵皓《集说》，《礼》学遂荒。
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
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
谨附订於此）。
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
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
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
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
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
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
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
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
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
即卫之书尚不能窥其涯，陈氵皓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ж撰。
ж，慈溪人。
庆元丙辰进士，官至国子祭酒。
是编乃ж端平初入讲幄时所纂。
未及竟，以病归。
家居时乃续完之，表进於朝。
十二月各自为卷。
奏称每一月改，则令以此一月进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虽未免过胶古义，不尽可见诸施行，然辞义晓畅，於顺时出政之际，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
《月令》於刘向《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当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遗事，在《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之内者。
《吕氏春秋》录以分冠十二《纪》。
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
郑康成、高诱以为即不韦作。
论者据《汉百官表》言太尉为秦官，或又据《国语》晋有元尉、舆尉之文，谓尉之名不必起於秦。
然究不得因元尉、舆尉遂断三代必有太尉也。
意不韦采集旧文，或傅益以秦制欤？今考其书，古帝王发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
至其言误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庶徵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ж解皆未能驳正。
然列在《礼经》，相沿已久，亦不能独为ж咎也。
原书因随月进御，故凡解见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见。
《永乐大典》所载，合为一编，多删其复，於例为协。
间有删之不尽者，今并汰除，以归画一焉。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卫撰。
字正叔，吴郡人。
其书始作於开禧、嘉定间。
《自序》言日编月削，几二十馀载而後成。
宝庆二年官武进令时，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阁。
後终於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
绍定辛卯，赵善湘为锓版於江东漕院。
越九年，复加核订，定为此本。
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
盖首尾阅三十馀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
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
其他书之涉於《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
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
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
明初定制，乃以陈氵皓注立於学官，而注在若隐若显间。
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於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
又《後序》有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於己。
予之此编，惟恐不出於人。
後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
其後慈黄震《读礼记日抄》、新安陈栎《礼记集义详解》，皆取书删节，附以己见。
黄氏融汇诸家，犹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见黄氏《日钞》）。
陈氏则不复标出（案栎书今不传，此见定宇集中栎所作《自叙》）。
即此一节，非惟其书可贵，其用心之厚，亦非诸家所及矣。
△《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吴澄撰。
澄有《易纂言》，已著录。
案危素作澄《年谱》，载至顺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
而虞集《行状》则称成於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
其言颇不相合。
然要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
其书每一卷为一篇。
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於左。
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
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
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
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於《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
虞集称其“始终先後，最为精密。
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
而其纠纷固泥於专门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条理，无复馀蕴”，其推重甚至。
考《汉书·艺文志》，《礼记》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为八十五，戴圣删为四十九。
与《易》、《书》、《诗》、《春秋》经圣人手定者固殊。
然《旧唐书·元行冲传》，载行冲上《类礼义疏》，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历代传习，著为经教，不可刊削。
魏孙炎始改旧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
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其书竟亦不行。
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
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
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云云，则古人屡经修缉，迄不能变汉儒旧本。
唐以前儒风淳实，不摇惑於新说，此亦一徵。
澄复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亦不免亻圣之议。
以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柏删《诗》，尚为有间，故录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庄礼记集说》·十卷（通行本）
元陈氵皓撰。
氵皓字可大，都昌人。
庄其号也。
是书成於至治壬戌。
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十卷。
今本十卷，坊贾所合并也。
初，延科举之制，《易》、《书》、《诗》、《春秋》皆以宋儒新说与古注疏相参，惟《礼记》则专用古注疏。
盖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
氵皓成是书，又在延之後，亦未为儒者所称。
明初，始定《礼记》用氵皓注。
胡广等修《五经大全》，《礼记》亦以氵皓注为主，用以取士。
遂诵习相沿。
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於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氵皓注之浅显。
宋代莫善於卫，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氵皓注之简便。
又南宋宝庆以後，朱子之学大行。
而氵皓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为朱子之胥。
遂藉考亭之馀荫，得独列学官。
其注《学记》“术有序”句，引《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周礼·乡大夫》实无此文。
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贾公彦《仪礼疏》，乃孔颖达《礼记疏》文，正与贾说相反。
颇为论者所讥。
然朱子注《诗》“来牝三千”引《礼记》“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礼记》无此文。
注《孟子》“神农之言”引史迁“所谓农家者流”，《史记》无此文。
蔡沈注《书》“厘降二女於妫”引《尔雅》“水北曰”，《尔雅》无此文。
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记》“纣使胶鬲观兵”，注“星有好雨”引《汉志》“轸星好雨”，《史记》、《汉书》亦均无此文。
是皆偶然笔误，未足以累全书。
且何休汉代通儒，号为学海，而注《公羊传》“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语，尚误记《尔雅》为《礼》文，又何有於氵皓？氵皓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
故用为蒙训则有馀，求以经术则不足。
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
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
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於古。
於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
是以国家定制，亦姑仍旧贯，以便童蒙。
然复钦定《礼记义疏》，博采汉唐遗文，以考证先王制作之旨，并退氵皓说於诸家之中，与《易》、《诗》、《书》三经异例。
是则圣人御宇，经籍道昌，视明代《大全》抱残守匮，执一乡塾课册以锢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礼记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
以陈氵皓《集说》为宗，所采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
朱彝尊《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谓“当日诸经《大全》，皆攘窃成书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书，非诸臣所排纂”云云，虽颇涉邻人窃之疑。
然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以他经之蹈袭例之，或亦未必无因欤？诸经之作，皆以明理，非虚悬而无薄。
故《易》之理丽於象数，《书》之理丽於政事，《诗》之理丽於美刺，《春秋》之理丽於褒贬，《礼》之理丽於节文，皆不可以空言说，而《礼》为尤甚。
陈氵皓《集说》，略度数而推义理，疏於考证，舛误相仍。
纳喇性德至专作一书以攻之，凡所驳诘，多中其失。
广等乃据以为主，根柢先失。
其所援引，亦不过笺释文句，与氵皓说相发明。
顾炎武《日知录》曰：“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
诚深见其陋也。
特欲全录明代《五经》，以见一朝之制度，姑并存之云尔。
△《月令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
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
崇祯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礼记》五篇以进，此其一也。
其说以二至、二分、四立皆归於中央之土为取则於《洛书》之中五，而五气於以分布。
此岁功所由成，政事所从出，故作《月令气候生合总图》。
又以《月令》载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图》，并细载中星距极远近度数及寅泰、卯大壮等十二卦彖象，以为此圣人敷治之原。
每一月分为一章，其日躔星度则各列原本於前，而别列授时历新测於後。
考《尧典》中星与《月令》不同，故《大衍历议》曰：“颛顼历即夏历。
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记昏明中星，俱差半次。
是不韦更考中星，断取近距。”
然先儒论说，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经》文。
至唐明皇始黜《月令》旧文，更附益时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礼记》第一。
故《开成石经》於昏旦中星悉改从唐历。
宋延二年，仍复旧本《月令》，而唐《月令》别行，以其变乱古经，不足垂训故也。
道周乃别立《经》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
仲春之月，日在东壁，昏参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为未协。
特其所注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参稽考证，於《经》义颇有阐发。
其胪举史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礻几祥。
则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於《经》义也。
△《表记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
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二。
《自序》以为古者窥测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为《表记》之所由名。
考《说文解字》，表里字皆从衣。
此篇名《表记》者，盖谓人之言行，犹衣之章身，故郑康成云“以其记君子之德，见於仪表者也”。
先儒旧义，本无可疑，道周乃谓取於八尺之表，殊为附会。
又是篇古注分九节，《正义》曰“称子言之，凡有八所。
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记者详之，故称子言之。
若於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
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诸节脉络相承处，必详记之。
如云“此经又广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节总明仁义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广明仁义之道”。
前儒说经，於章段离合之间，其慎如此。
陈氵皓《集说》，不用注疏次第，强分四十馀章，已乖违古义。
道周乃约为三十六章，并强立篇名，随心标目，尤为自我作古，无所师承。
其说则全引《春秋》解之，谓《坊》、《表》二记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发其条理，则百世而下，有所稽测，得其晷影。
夫《坊记》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又云“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其通于《春秋》，初无事强合。
至《表记篇》则多言君子恭敬仁义之德，而必以《春秋》证之，於《经》旨亦为牵合。
然其借《春秋》之义，互证旁通，颇有发明。
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於世教，遂亦不可废焉。
△《坊记集传》·二卷、附《春秋问业》·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
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三。
《自序》以为圣人之坊乱，莫大於《春秋》。
故是书之体，以《坊记》为经，而每章之下皆胪举《春秋》事迹以证。
但《国语》所载，若内史过之论虢亡，近於语怪，而以为借神怪以防欲，义涉荒忽。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於鄢”，而以为为三桓而发。
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详矣，乃谓寓其意於郑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论其影也。
又《戴记》本为一篇，而分为三十章，章各创为之目，其臆断亦与《表记集传》等。
第其意存鉴戒，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原其乱之所自生，究其祸之所终极，颇为剀切。
且《坊记》之文，如曰“治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是隐为《春秋》书大夫之强起例。
又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亦明著《春秋》之法。
则道周此书，固非漫无根据，尽出附会矣。
△《缁衣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
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四。
分二十三章，亦各创立名目。
案郑康成云：“《缁衣篇》善其好贤者之原，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
是本有辨别善恶之义。
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说，证以史事。
於爱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详明剀切，再三致意。
《自序》云：“是《传》略采经史关於好恶、刑赏、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馀条，以系於篇。
其於经济庶务条目之间，虽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亦略云备。”
盖庄烈帝锐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轻信轻疑，漫无鉴别。
十七年内，易阁臣者五十，贤奸淆杂，卒至於亡。
贺逢圣致仕之时，断以“振作无绪”一语，可云先见。
道周此书，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
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儒行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
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五。
虽亦有强分篇目之失，然《记》文称“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云云，则章旨本《经》中所有。
道周分一十七章，较《表记》、《坊记》、《缁衣》之目尚近於自然。
其所集之《传》，亦杂引历代史传，以某某为能自立，某某为刚毅，意在上之取士，执此为则，以定取舍之衡。
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後世不学，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并举以明之。
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
盖《经》为儒者言，道周之《传》则为用儒者言也。
大抵道周於诸经，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学。
观其与及门朱朝瑛、何瑞图、刘履丁辈往复商榷，至再至三，所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者也。
其《孝经集传》，亦历六年而成，故推衍亦为深至。
若《礼记》五篇，则借以纳谏，意原不主於解《经》，且一年之中，辑书五种，亦成之太速，故考证或不免有疏。
然赋诗断章，义各有取；郢书燕说，国以大治。
苟其切於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
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
△《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所讲，皆经御定，而未及编次成帙。
皇上御极之初，乃命取纟番书房旧稿，校刊颁行。
礼为治世之大经。
《周礼》具其政典，《仪礼》陈其节文。
《礼记》一书，朱子以为《仪礼》之传，然特《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相发明耳，至於他篇，则多整躬范俗之道，别嫌明微之防，不尽与《仪礼》相比附。
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於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
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
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於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於轨物。
卫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说，铸翦裁，一一荟其精要，信乎圣人制作之意，惟圣人能知之矣。
△《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三部也。
《经》文四十九篇，为七十七卷，附载图五卷。
其诠释七例，亦与《周官义疏》同。
三《礼》以郑氏为专门，王肃亦一代通儒，博观典籍，百计难之，弗胜也。
後儒所见，曾不逮肃之弃馀，乃以一知半解，讠华然诋郑氏不闻道。
韩愈所谓不自量者，其是类欤？然《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
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
此编广摭群言，於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
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
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
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氵皓《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
今仍录前文，以存旧本。
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
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见衡鉴之至精也。
至於御纂诸经，《易》不全用程《传》、《本义》，而仍以程《传》、《本义》居先。
《书》不全用蔡《传》，而仍以蔡《传》居先；《诗》不全用朱《传》，而仍以朱《传》居先；《春秋》於胡《传》尤多所驳正刊除，而尚以胡《传》标题，列三《传》之次。
惟《礼记》一经，於陈氵皓《集说》仅弃瑕录瑜，杂列诸儒之中，不以冠首。
仰见睿裁精审，务协是非之公。
尤足正胡广等《礼记大全》依附门墙，随声标榜之谬矣。
△《深衣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
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
是书前列己说，後附《深衣》经文，并列朱子、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而各辟其谬。
其说大抵排斥前人，务生新义。
如谓衣二幅，各二尺二寸。
屈之为前後四幅，自掖而下杀之，各留一尺二寸。
加衽二幅，内衽连於前右之衣，外衽连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
其要缝与裳同七尺二寸。
盖衣每一幅属裳狭头二幅也。
今以其说推之，前後四幅下属裳八幅外，右衽及内左衽亦各下属裳一幅，则裳之属乎外右衽者势必掩前右裳，裳之属乎内左衽者势必受掩於前左裳。
故其图止画裳四幅。
盖其後四幅统於前图，其内掩之四幅，则不能画也。
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汉唐诸儒沿为定说。
宗羲忽改创四幅之图，殊为臆撰。
其释“衽，当旁也”，谓“衽，衣襟也。
以其在左右，故曰当旁”。
考郑《注》：“衽，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际也。”
云“裳际”，则为裳旁明矣，故《释名》曰：“衽，也，在旁然也。”
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
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经》文“当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
是不特不知衽之为裳旁，而并不以衽为裳幅。
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误矣。
其释“续衽”也，谓“裳与衣相属，衣通袂长八尺。
裳下齐一丈四尺。
衣裳相属处乃七尺二寸。
则上下俱阔而中狭，象小要之形，故名续衽”，其说尤为穿凿。
其释“袂圆以应规”也，谓：“衣长二尺二寸，袂属之亦如其长。
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运肘，以渐还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
《玉藻》言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缝者，非谓袂止一尺二寸。”
今考《说文》：“，袂也。”
《礼·玉藻》郑《注》谓：“，袂口也。”
盖袂末统名曰。
今谓袂口半不缝者乃名，则袂口之半缝者岂遂不得名乎？且袂口半缝之制，《经》无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据也。
宗羲经学淹贯，著述多有可传。
而此书则变乱旧诂，多所乖谬。
以其名颇重，恐或贻误後来，故摘其误而存录之，庶读者知所决择焉。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
性德有《删补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已著录。
是编因陈氵皓《礼记集说》疏舛太甚，乃为条析而辨之。
凡氵皓所遗者谓之“补”，氵皓所误者谓之“正”。
皆先列《经》文，次列氵皓说，而援引考证以著其失。
其无所补正者，则《经》文与氵皓说并不载焉。
颇采宋元明人之论，於郑《注》、孔《疏》亦时立异同。
大抵考训诂名物者十之三四，辨义理是非者十之六七。
以氵皓注多主义理，故随文驳诘者亦多也。
凡氵皓之说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颇为详核，而爱博嗜奇，亦往往泛采异说。
如《曲礼》“席间函丈”，氵皓以两席并中间为一丈。
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驳之，是也。
而又引王肃本文作“杖”，谓可容执杖以指挥，则更谬於《集说》矣。
《月令》“群鸟养羞”，性德既云《集说》未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鸟羞白鸟”及项安世“人以鸟为羞”之说，云足广异闻。
则明知《集说》之不误，而强缀此二条矣。
《曾子问》鲁昭公慈母一条，既用郑《注》、孔《疏》以补氵皓注，又引陆佃之谬解，蔓延於《集说》之外。
是正陆氏，非正《集说》矣。
凡斯之类，皆徵引繁富，爱不能割之故。
然综核众论，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
即其据理推求者，如《曲礼》“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氵皓注称“况求胜者未必能胜，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则谓“此乃不忮不求，惩忿窒欲之事。
陈氏所云，不免计较得失。
若是则可以必胜，可以必多，将不难於为之矣”。
是虽立氵皓於旁，恐亦无以复应也。
然则读氵皓注者，又何可废是编与？
△《礼记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
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
是编成於康熙戊子。
前有《自序》云：“始读陈氏《集说》，疑其未尽。
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
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
郑氏祖谶，莫过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祖宗。
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胪列。
其他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
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欤？又《礼器篇》斥後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
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注》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意，而指《注》、《疏》为旧说。
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後人，何以示诚乎？抑讥汉唐儒者说理如梦，此程朱进人以知本，吾侪非其分也。
今於《礼运》则轻其出於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
其他多指为汉儒之附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
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
欲以方轶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
其论可谓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
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
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
△《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
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
是书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
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
於《郊特牲》郊血、大飨腥序荐璧用乐、荐血实柴之次一条，谓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
其论至为明晰。
於飨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
於《内则》天子之阁一条，谓《疏》以阁为庖厨非是，盖阁所以置果蔬饴饵也。
又付豚一条，《注》、《疏》解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共鼎，羊以羔耳。
於《丧服小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一条，谓庶子之子立祢庙，则可以祭父之生母。
於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一条，谓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
于《祭统》祭之日一献一条，谓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饮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
惟特假於庙，故简其礼而用一献。
今《注》谓一献一尸，《疏》谓其节当在後，编者误列於前。
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
他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
不知礼用雁贽，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
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又谓《深衣》“纯袂，缘，纯边”，纯即缘也，缘字疑衍。
其意盖谓当作纯袂纯边。
按郑《注》曰：“缘，纟易也。”
孔《疏》云：“《既夕礼》郑《注》：在幅曰纟卑，在下曰纟易。”
方氏悫曰：“α口谓之袂，裳下谓之缘，衣侧谓之边，其纯皆半寸。”
缘字自有典，则非衍字也。
凡斯之类，未免武断，然无伤於宏旨。
其最不可训者，莫如别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氵位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
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
然删定《六经》，维圣人能之。
《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
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後儒且有异同。
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
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
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
今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谬於此，为後来之炯戒焉。
△《檀弓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邵泰衢撰。
泰衢字鹤亭，钱塘人。
明於算术，雍正初以荐授钦天监左监副。
其书以《礼记》出自汉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会，乃摘其可疑者，条列而论辨之。
如以脱骖旧馆人为失礼之正；以夫子梦奠之事为杳冥渺茫，皆非圣人所宜出；又亲丧哭无常声，不应以孺子泣为难继；居雠者不反兵而斗为启乱端；曾点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为，非狂肆之狂；倚门而歌，断无此事；以王姬为齐襄公妻，非鲁庄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刘知几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经者可比。
惟“师及齐师战於郎”一条，泰衢以郎字为郊字之误，盖据《春秋》“战於郊”之文。
不知鲁有二郎，《隐公元年》费伯所城之郎，在今废鱼台县地。
《哀公十一年》与齐战之郎，则为鲁近郊地（案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
谓郎即郊则可，谓郎为误则不可。
又“乘丘之战”一条，泰衢疑鲁庄公败绩之误。
不知古人军溃曰败绩，车覆亦曰败绩，《左传》所云败绩覆压者是也。
概以战衄为疑，亦疏於考据。
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礼记训义择言》·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
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
是书自《檀弓》至《杂记》，於注家异同之说，择其一是，为之折衷。
与陈氵皓注颇有出入，然持论多为精核。
如《檀弓》“殷练而，周卒哭而”，吕氏谓祭即以其主藏於祖庙，既除丧而後迁於新庙。
永据《左氏传》特祀於主，尝於庙，谓後主反殡宫，至丧毕乃迁新庙。
引《大戴礼·诸侯迁庙礼》奉衣服由庙而迁於新庙，此庙实为殡宫。
今考《顾命》：“诸侯出庙门俟。”
孔《传》曰：“殡之所处曰庙。”
又《仪礼·士丧礼》曰：“巫止於庙门外。”
《注》曰：“凡宫中有鬼神曰庙。”
贾《疏》曰：“庙门者，士死於室，以鬼神所在，则曰庙，故名寝曰庙。”
然则《大戴礼》所云由庙者，实由殡宫，非由祖庙。
永说有据，可以解程、张诸儒之异同。
又如《玉藻》曰：“袭裘不入公门。”
《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袭衣，袭衣之上有正服。”
据《曲礼疏》，袭衣即所谓中衣。
永谓裼衣上即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
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注》曰：“锦衣复有上衣。
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
皮弁即为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复有中衣可知。
虽孔《疏》所说据《玉藻》有长中继掩尺之文，然继掩尺之中衣，不袭裼衣。
《後汉·舆服志》：“宗庙诸祀，冠长冠，服衤匀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纟末”《汉书·万石君传注》：“中{君巾}若今中衣。”
《释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
小衣即亵衣也。
然则中衣但得袭亵衣，不得袭裼衣也。
孔《疏》显误，亦以永说为确。
又《杂记》曰：“如三年之丧，则既Ａ７，其练祥皆行。”
《注》曰：“言今之丧既服Ａ７，乃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祥祭也。
此主谓先有父母之服，今又丧长子者。
其先有长子之服，今又丧父母，其礼亦然。”
永谓：“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谓未Ａ７以前，值练祥不得行。
正如《纂言》附论後丧变麻可补行之说，非谓既Ａ７而值前丧一期再期也。”
今考上节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
《疏》曰：“谓母死既葬，後值父应大祥，除服以行祥事。”
然则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补行明矣。
永於下节既字、乃字之义，疏解明确，即上下二节之义，亦俱可贯通。
其他若辨程大昌袒为免冠及皇氏ヮ衰为露ヮ之误，尤为精凿不磨。
至《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王肃谓计己之生不及此亲之存，则不税。
永特宗其说，而於《经》文之弟字，虽不敢如刘知、蔡谟直以为衍文，乃谓言弟者因昆连及之。
则其说臆度，终不如郑《注》为得。
然全书持义多允，非深於古义者不能也。
△《深衣考误》·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
深衣之制，众说纠纷。
永据《玉藻》“深衣三，缝齐倍要，衽当旁”云：“如裳前後当中者，为襟为裾，皆不名衽。
惟当旁而斜杀者乃名衽。”
今以永说求之训诂诸书，虽有合有不合，而衷诸《经》文，其义最当。
考《说文》曰：“衽，衣衤金也。”
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为襟，而旁为衽。
《说文》乃以衣襟为衽，则不独裳为衽矣。
又《尔雅》曰：“执衽谓之衤吉，扌及衽谓之衤颉。”
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
云下则裳之下皆名衽，不独旁矣。
然《方言》曰：“褛谓之衽。”
郭璞《注》曰：“衣襟也。”
与《说文》前襟名衽义正同。
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际也。”
云裳际则据两旁矣。
永之所考，盖据璞《注》後说也。
又刘熙《释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风寒也。
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当见倨也。
衽，也，在旁然也。”
证以永说，谓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则即《释名》所云“倨倨然直”也。
谓在旁者乃名衽，则即《释名》“在旁”之义也。
其释《经》文“衽，在旁”三字实非孔《疏》所能及。
其後辨续衽钩边一条，谓续衽在左，前後相属，钩边在右，前後不相属。
钩边在汉时谓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缀於右後衽之上，使钩而前。
孔《疏》误合续衽、钩边为一。
其说亦考证精核，胜前人多矣。
○附录
△《大戴礼记》·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汉戴德撰。
《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崇文总目》云：“《大戴礼记》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兴书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
晁公武《读书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
而韩元吉、熊朋来、黄佐、吴澄并云两七十三，陈振孙云两七十二。
盖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别出《明堂》一篇为六十七。
其馀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为七十二。
或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二改为七十三。
或至《诸侯衅庙》第七十三改为七十四。
故诸家所见不同。
盖有新析一篇，则与旧有之一篇篇数重出也。
汉许慎《五经异义》论明堂称《礼》戴说、《礼·盛德记》，即《明堂篇》语。
《魏书·李谧传》、《隋书·牛宏传》俱称《盛德篇》，或称《泰山盛德记》。
知析《盛德篇》为《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後。
又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
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
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
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
《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
书中《夏小正篇》最古。
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
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
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
书有《注》者八卷，馀五卷无《注》，疑阙逸，非完本。
朱子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
殆以《注》归之康成。
考《注》内徵引康成、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诸人，下逮魏晋之儒。
王应麟《困学纪闻》指为卢辩注。
据《周书》，辩字景宣，官尚书右仆射。
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
其兄景裕谓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缵前修矣。”
王氏之言，信而有徵。
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
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於下方。
史绳祖《学斋亻占毕》言《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其说今不可考。
然先王旧制，时有徵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傅崧卿撰。
崧卿字子骏，山阴人。
官至给事中。
《夏小正》本《大戴礼记》之一篇。
《隋书·经籍志》始於《大戴礼记》外，别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
崧卿《序》谓隋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遂多以邀赏帛，故离析篇目而为此。
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复考。
是於理亦或然。
然考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大戴礼·夏小正传》云：蘩，由胡。
由胡，旁勃也。”
则三国时已有《传》名。
疑《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其《传》。
戴德为之作《传》别行，遂自为一卷，故《隋志》分著於录。
後卢辩作《大戴礼记注》，始采其《传》编入书中，故《唐志》遂不著录耳。
又《隋志》根据《七录》，最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为三代之书，漫题德撰。
疑《夏小正》下当有“传”字，或“戴德撰”字当作“戴德传”字。
今本讹脱一字，亦未可定。
观《小尔雅》亦《孔丛》之一篇，因有李轨之《注》，遂别著录。
是亦旁证矣。
崧卿以为隋代误分，似不然也。
惟是篇屡经传写，《传》与本文混淆为一。
崧卿始仿杜预编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传》於下。
每月各为一篇，而附以注释。
又以关浍藏本与集贤所藏《大戴礼记》本参校异同，注於下方。
其关本注释二十三处，亦亻并附录，题曰“旧注”以别之。
盖是书之分经传，自崧卿始。
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经传，实沿其例。
其诠释之详，亦自崧卿始。
金履祥《通鉴前编》所注，实无以胜之。
於是书可谓有功。
儒者盛称朱子考定之本，与履祥续作之注，而不以创始称崧卿。
盖讲学家各尊所闻，非公论也。
其中如正月之“斗柄县在下”、五月之“菽糜将闲诸则”、九月之“辰系於日”、十一月之“於时月也，万物不通”，皆宜为《经》文，而误列於《传》。
其正月之“始用畅”，乃以解初岁祭耒，明用畅以祭自此始。
宜为《传》文，而误列於《经》。
皆为未允。
然大戴之学，治之者稀。
《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
崧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径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资矣。
──右“礼类”《礼记》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录》二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
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
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
《大戴礼记》旧附於经，史绳祖《学斋亻占毕》亦有《大戴礼记》宋列为十四经之说。
然绳祖所云，别无佐证。
且其书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学官，未可臆加以经号。
今以二戴同源，附录於《礼记》之末，从其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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